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知道意义论文

1.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知道意义论文

　摘要：中国古代是一个文明大国，古代社会的管理对中国现代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让我们从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吸取营养，作为借鉴以及指导我们的管理行为，本人拟对此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古代管理；现代管理
　　管理通常被解释为管辖和处理。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维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里各种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悠久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从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近代的管理思想分析,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分为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二阶段可分为古典的早期思想.第三阶段可分为中期的管理思想.第四阶段可分为现代管理思想.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它内容丰富，值得今人认真学习与借鉴。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维的方式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和当时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基本融为一体。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促进它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挥劳动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监督劳动。因此管理思想的发展是由当时的条件和时代决定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管理是一种文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管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其中不乏有精华之理。今天，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不断地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立足于本国国情，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吴照云.管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希望对你有帮助

2.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隆重推荐：（一点心寒等）当代学者专业观点：
　　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理论、学派和方法的具体过程及其发展规律；阐明诸家管理理论和思想流派历史嬗变的轨迹；探讨中国古代史中各个管理流派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挖掘和研讨各个历史时期管理理论和思想状况与特征,同时,进行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较,反思中国古代管理历史知识和管理历史经验。这些对提高今天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实践证明：一个管理者决策正确与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而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又常常与人们对中国管理的历史知识和经验的学术修养及其功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而，在这个时代面前，管理思想将前所未有地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诚然，任何管理思想并不是先验的，而是有一定历史传统所维系
　　应该看到，今天，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特定的东方文化精神载体，越来越受到西方管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方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现代高科技硬性的板块所发生的冲碰，使西方管理世界蕴藏着深层的危机。西方管理学界企图借鉴、引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
　　拟作一种软性的介质，来融合西方管理世界中人与物的分裂与对立。
　　鉴于此，应大力开拓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这一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领域，弘扬泱泱流源五千年之久的中华管理文化，加强中外管理学术研究交流，并提高中华民族管理思想在世界学术之林的地位。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4.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这是个老问题：隆重推荐：（一点心寒等）当代学者专业观点：
　　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理论、学派和方法的具体过程及其发展规律；阐明诸家管理理论和思想流派历史嬗变的轨迹；探讨中国古代史中各个管理流派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挖掘和研讨各个历史时期管理理论和思想状况与特征,同时,进行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较,反思中国古代管理历史知识和管理历史经验。这些对提高今天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实践证明：一个管理者决策正确与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而基本信仰、观念和价值偏好又常常与人们对中国管理的历史知识和经验的学术修养及其功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而，在这个时代面前，管理思想将前所未有地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诚然，任何管理思想并不是先验的，而是有一定历史传统所维系
　　应该看到，今天，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特定的东方文化精神载体，越来越受到西方管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方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现代高科技硬性的板块所发生的冲碰，使西方管理世界蕴藏着深层的危机。西方管理学界企图借鉴、引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
　　拟作一种软性的介质，来融合西方管理世界中人与物的分裂与对立。
　　鉴于此，应大力开拓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这一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领域，弘扬泱泱流源五千年之久的中华管理文化，加强中外管理学术研究交流，并提高中华民族管理思想在世界学术之林的地位。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5.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6.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管理通常被解释为管辖和处理。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维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里各种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悠久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从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近代的管理思想分析,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分为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二阶段可分为古典的早期思想.第三阶段可分为中期的管理思想.第四阶段可分为现代管理思想.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它内容丰富，值得今人认真学习与借鉴。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维的方式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和当时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基本融为一体。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促进它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挥劳动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监督劳动。因此管理思想的发展是由当时的条件和时代决定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管理是一种文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管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其中不乏有精华之理。今天，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不断地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立足于本国国情，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7.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是一个文明大国，古代社会的管理对中国现代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让我们从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吸取营养，作为借鉴以及指导我们的管理行为。　
管理通常被解释为管辖和处理。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维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里各种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悠久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从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近代的管理思想分析,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分为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二阶段可分为古典的早期思想.第三阶段可分为中期的管理思想.第四阶段可分为现代管理思想.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它内容丰富，值得今人认真学习与借鉴。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维的方式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和当时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基本融为一体。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促进它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挥劳动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监督劳动。因此管理思想的发展是由当时的条件和时代决定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管理是一种文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管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其中不乏有精华之理。今天，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不断地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立足于本国国情，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8.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为什么没能形成现代的管理理论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为什么没能形成现代的管理理论
1、现代管理学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所以这套理论是从工业化开展的国家发轫的，而中国并没有进行工业革命，所以失去了先机。
2、再者，现代管理的理论他的作用是用来发展经济，所以谁的经济发展得好，谁就有对他人“传授经验”的资本。那么显然的是，西方经济在近代是完全领先于中国的。
3、从文化上讲，中国人的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提留在混沌状态，即万事求心解。不求实际的那些纲领什么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虽然先进，但是却没有人将他们整理出来，形成一条独立的纲领。所以很难推广，影响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