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估GDP

1. 为什么要重估GDP

因为从总体考虑，对中国有利。

　　世行重估有八点新意

　　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CP)结果，最引人瞩目的是，按照世行新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以往GDP值高估了近40%。世行报告对146个经济体的GDP、人均GDP、PLI(价格水平指数)进行评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广泛最详尽的一次努力”。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统计，世行报告有八点新发现：

　　一、美、日、德、英、法、意和西班牙是七个高收入经济体，占世界总产出的46%以上；中、印、俄、巴西和墨西哥是五个发展中经济体，占总产出的20%以上。

　　二、调查结果在统计学上对中、印两个经济体更可靠。新方法显示，中国仍名列世界第二，约占世界GDP的10%，印度名列第五，占4%多。

　　三、对中国GDP调低40%。亚洲和非洲的非石油出口经济体分别缩水33%和25%。但亚洲仍占世界总产出20%以上。

　　四、美、中、日、德、印占世界GDP约50%。巴西占南美经济的50%。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独占鳌头，占总量75%。南非、埃及、尼日利亚、摩洛哥和苏丹，占非洲GDP近75%。

　　五、PLI显示：价格水平最高的是冰岛、丹麦、瑞士、挪威和爱尔兰。美国世界排名20位，低于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包括法、德、日和英。价格水平最低的是塔吉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和玻利维亚。

　　六、按人均GDP衡量：最富五国是卢森堡、卡塔尔、挪威、文莱达鲁萨兰国和科威特。

　　七、按人均消费衡量：最富五国是卢森堡、美国、冰岛、英国和挪威。

　　八、按投资支出比较：美国占世界总投资的21%，中国占18%。10个最大经济体占75%以上。

　　对世行重估不必过于看重。

　　首先，PPP标准本身存在理论缺勤。盖保德认为，“新的PPP结果并不会影响目前的汇率水平，因为以PPP为均衡汇率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而且它也“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军事实力的好方法”，看不出一个国家的全部实力。社科院“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认为，购买力水平主要衡量的是货币在国内产品的购买力，而外汇汇率主要衡量的是贸易品之间的交换水平，两者没有绝对的决定关系。因此，PPP并不能反映一国货币的“真实”汇率。

　　其次，国情不同引发差异。由于各国消费习惯不同，以同一揽子商品来代表各国不同的消费结构就会出现误差。外汇汇率会受到国际政治、外汇市场、贸易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也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偏离均衡汇率。

　　其三，经济“非平衡性”差异。按国际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要高于名义支出比重，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要低于名义上的比重。因为我国服务项目价格长期偏低，而投资品价格偏高，形成固定资本总额占GDP比重居高不下，而服务项目支出所占比重相对较低的局面。

　　中国还是庞大经济体

　　笔者以为，调低中国GDP至少有四点积极含义：

　　一是更符合中国实际。按《第一财经日报》文章观点，虽然中国GDP水平调低40%，但世行认为中国排名仍是世界第二。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其它国家可能依据新PPP结果对中国的实际生产量进行再认识，但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二是有利于保持清醒头脑。此次修正显示，中国国力没有此前估计的那么多。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盖保德认为，“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医疗服务和机械制造水平，因此，不要相信中国的生活标准将很快达到世界一流。这幅更为精确的中国经济图，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优先考虑国内议题，例如经济增长、公共投资、控制污染和减少贫困等”。这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又好又快发展。

　　三是中国有理由减少国际负担。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敏谦表示，“上述结果总体对中国还是有好处”，“因为在很多国际组织中核定各国所承担的责任，是参照PPP衡定的国力水平，如果世界银行下调中国PPP后，起码按照这些组织的规定，中国负担的会费将会减少”。

　　重新思考人民币战略

　　四是有利于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欧美国家一直以购买力平价为依据，认为中国的实际汇率被严重低估，因为中美之间约1：2的购买力比率远较当时1：8.2的汇率高很多，而从目前的购买力水平上看，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远没有想象的多。李稻葵表示，“将在远期降低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宋国友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文章认为，“这可促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压人民币升值战略”，“由于1980年以来中国食品、房产、医疗以及不可交换商品、服务价格都猛烈上涨，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应当相应下降，下降幅度就是40%。这为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增添了新的理由”。事实是，自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2.2%。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却降低40%，在研究方法上支持了中国拒绝人民币太快升值的正当性，完全可借此促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其人民币战略。

　　笔者以为，世行重估可能对国人的盛世情结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看，对中国还是有利的。用但丁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2. 为什么中国要保持GDP高度增长？

由于上半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推动的，因此有些人士认为增加食品供给就可以了，不足为惧。实际上，虽然本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发的，但仔细分析此轮物价上涨的宏观环境及内部成因，我们认为，有以下10个理由，使我们对于我国的此轮物价上涨不敢轻视。 


首先，世界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鉴于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的良好增长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25日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从今年4月的4.9％上调到5.2％，美国在第二季度已经重拾增势；日本经济复苏形势良好，有望进入正常的增长轨道；欧元区经济上半年明显好于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增速尤为突出。在全球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供应限制因素增强，通胀风险增大。 


其次，我国经济仍将高位运行。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周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非常强劲，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达11.5％，创近12年来的同期新高，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全面升温，预计今后几年我国都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刺激社会总需求上升，推动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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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少有的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8.5％；另外，有调查显示，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3％，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其中，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出售农产品收入增长较快，分别同比增长19.3％和17.3％，这表明由“民工荒”引发的工资上涨已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劳动工资水平上升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扩大，一方面将直接抬高企业成本和产品成本，诱发成本推动型通胀；另一方面，将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导致需求推动型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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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股市、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今年上半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平均同比上涨5.95％。房价虽不直接计入CPI，但房价持续上涨将通过房租、水暖费、装修材料等项目传导到CPI之中。沪深股指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后，在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币中长期升值预期、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上升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继续震荡盘升，屡创新高，目前已站上4700点的高位，市场成交量也有所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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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反弹的压力较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9个百分点。虽然同比增幅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的增长平台上，而且投资反弹的趋势比较明显，其中，6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5％，增速较1－5月份提高2.4个百分点。受房价大幅上涨的刺激，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28.5％，比去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因此，在利率偏低、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企业盈利大幅增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等基本因素没有根本性改观之前，投资反弹的压力较大。 


第六，消费增长势头明显回升。上半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044亿元，同比增长1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增幅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根据历史数据，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的40％左右将逐步转化为消费资金，近几年高速增长的投资资金必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力，而强劲的出口也会提高企业的效益和就业岗位，另外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将共同促进消费增长。 


第七，食品价格上涨有蔓延之势。受国际粮食库存下降、国际价格传导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内粮价有可能继续保持小幅上涨趋势。而粮食又是食品生产链的源头，能在较大程度上决定食品价格的走向。一方面，前期大幅上涨的猪肉、鸡蛋等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三部委会商后认为猪价偏高和猪肉供应偏紧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另一方面，由于成本上升，近期方便面、乳制品、快餐等都在纷纷涨价，呈现蔓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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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市场流动性充裕，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物价上涨终究可以归结于货币现象。由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居高不下，导致经由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持续多增。6月末M2同比增长17.06％，增幅比5月末高0.32个百分点，也超出年初确定的目标增速1.06个百分点。同时，信贷投放也有较大增幅，上半年新增贷款2.54万亿元，创历史同期纪录。充裕的资金终将会形成购买力，促进物价水平上扬。 


第九、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和主要有色金属价格在高位波动，给我国带来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震荡盘升，但我国一直对成品油价格实行严格管制，目前国内成品油与国际油价倒挂，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因素没有在我国CPI中充分反映出来。据悉，国内三大石油巨头已几次上书要求成品油涨价，如果油价得到相应的调整，我国CPI会受到直接影响，并成为通胀的主要压力之一。 


第十、资源价格和服务价格改革的全面推进，会推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未来价格总水平上升。为了限制“两高一资”行业的发展，今后国家将加快税制改革进程，并陆续开征燃油税、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等，以鼓励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资源价格对服务价格有明显的传导性，服务价格的涨幅中有一半左右来自资源价格的传导，因此，资源价格的上调，必然会带动服务价格的整体上升，使公共交通等服务价格的潜在上涨压力得到释放。 


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推动物价下降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一般消费品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近期人民币升值有加快之势，人民币升值意味着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收缩效应，加上调低进口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和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进而拉低国内物价总水平。日元升值过程中其国内物价走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技术进步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使价格水平有所下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信息技术产业。 


综合来看，上半年价格上涨呈现出结构性特点，但物价上涨的压力并未充分释放，下半年食品价格仍是引导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可能引起全面的物价上涨。我们要正视下半年物价上行的压力，尤其要高度重视资产价格泡沫，及时出台调控措施调节和稳定居民通胀预期。各地政府需要切实做好稳定价格总水平工作，重点照顾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 


今年上半年CPI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以粮食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6％，推动CPI上涨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78％，其中粮食同比上涨6.4％，蛋上涨27.9％，肉禽及其制品上涨20.7％，水产品价格上涨3.7％。而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基本保持稳定，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后上半年的核心价格指数仅同比上涨0.9％。 


由于上半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推动的，因此有些人士认为增加食品供给就可以了，不足为惧。而作者认为，虽然本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发的，但其中包含了经济增长较快、货币投放过多、投资反弹压力较大、城乡居民收入上升、消费增速加快等诸多因素，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及时采取对策。否则，如果食品价格上涨与其它商品价格上涨形成叠加效应的话，可能产生价格全面上涨的通胀风险

3.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怎么调整,为什么要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是比较快的。但这种经济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而且重复建设较多，造成产能过剩，这本身在经济学上是一种资源错配或资源浪费。由于产能过剩，库存加大，库存成本负担对企业也比较严重，各方面影响着经济的持续性发展。长此以往，必然难以为继。所以，进行经济调整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国内经济调整的着力点是供给侧改革，这方面你可以查阅一下。

4. 政治经济学考试题：为什么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张军：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

　　日期：2005-11-27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张军教授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演讲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话题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十四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我们希望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能继续保持下去，但经济是否持续增长取决于增长的方式能否实现阶段性转变。今天我想从经济学家的视角谈一下这个话题。

　　经济增长取决于什么？

　　在经济学家看来，增长应该放到更长远的视野里去理解。可以说，经济学家谈论增长，其实是谈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能力怎样，增长趋势怎样。它牵涉到人口的变动、资本的形成、教育、制度变化和开放政策等方面。

　　经济学家脑子里的“增长”的含义可能和政府以及我们媒体关注的经济增长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大多数人常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在今天的各行各业里，GDP的增长都是深入人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眼睛都关注着GDP每年增长多少。但是经济学家理解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是指一个经济在长期所能维持的增长。短期来讲，我们关注GDP今年增长多少明年增长多少，但这不能完全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比如，我们的GDP曾经达到过14%-15%的增长率，但这没能维持下去，最后还是回落了下来。因此，经济学家关注的增长其实相当于我们每年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年度的增长可能是波动的，高于或者低于这个平均值，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济“大起大落”。从平均值来看，我们发现中国这20年来的增长不过在9%左右，要到10%以上就相当困难。当然短期内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能持续，很快会碰到约束和瓶颈，能源、电力、运输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限制了增长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宏观上叫做“过热”。这就是说短期的增长不可能持续偏离长期增长能力。

　　所以，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怎么理解增长的含义。

　　在经济学家看来，增长应该放到更长远的视野里去理解。可以说，经济学家谈论增长，其实是谈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能力怎样，增长趋势怎样。它牵涉到人口的变动、资本的形成、教育、制度变化和开放政策等方面。这些都是关于增长的比较长远的考虑。

　　如果增长是指长远的产量增加能力的话，那么归根到底，经济增长就是取决于一个因素———生产率。什么叫生产率呢？简单地说，生产率就是产出比投入增加更快的能力。经济学家发现，前苏联在1958年以前经济增长很快，但以后怎么也上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增长的潜能发挥殆尽了。除了生产率之外，其他投入最终都是可以减少的。比如，今天我们中国还有40%的储蓄率，20年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肯定大幅度下降。韩国1980年代以前保持35%到40%的储蓄率，今天只不过20%左右。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经济能增长到什么程度，最终就看生产率的潜能积累了多少。通俗地讲就是，当你的投入，比如投资和消费，不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的时候，你的经济还能不能维持一个高水平的增长？弄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从投入上讲，中国目前还不存在问题。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每年还有300多万大学毕业生，在校大学生超过1000万，这些都是增长的投入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到未来10年、20年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因此，我们要把增长理解为一个持续性的增长，或者把增长看作潜能的时候，眼光要放到长远，不能因为现在有那么多土地和那么多劳动力，每年的投资增长率都能维持在25%，而忽视未来的增长能力。这些都是变数，唯一能够推动经济未来发展的只能是生产率。中国现在高速发展的时候，经济每年都维持9%以上增长的时候，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走上了生产率潜能在不断积累的过程呢？不能只看到实物资本的增长。

　　那么，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积累起生产率的潜能呢？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的方面是教育，当然其他的东西也都相关，但最终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或者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决定未来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人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因为中国拥有相当不错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重视教育也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个共同因素。当然，中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中国是大国，在教育潜能方面有更显著的积累能力。新加坡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容纳一万所大学，可在中国，发展到像美国那样有几万所没有问题。将来中国和印度一定拥有别的经济不具备的规模效应，中国的规模效应将成为生产率积累非常重要的源泉。

　　另外一个可以积累和改善生产率潜能的因素和规模有关系。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年在《经济学原理》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概念，叫“外部经济”。什么叫外部经济？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活动之间或者部门之间综合配套的能力，这个能力会使中国在包括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方面很快地拥有竞争优势。像华为、海尔、联想这样的企业就是利用了中国的产业部门之间综合配套能力强的优势而获得竞争力的。包括将来搞飞机这样的产业在中国也一定有竞争优势。小国家搞飞机比较困难，自己生产几样零部件还可以，可是要综合配套恐怕就做不起来，需要大量外包。据说波音公司有近两万多个零部件要在全世界购买，像美国这样完全本土化造飞机都很困难，可是在中国很多产品几乎都可以做到完全本土化来做。将来飞机的全部零部件都可以在中国造的时候，中国制造的飞机因为实现了这个外部经济效应，肯定比波音的价格便宜不知多少。虽然现在这个潜能释放的阶段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看看中国产业现在的发展趋势就可以想明白，中国经济在生产率潜能的积累能力上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为GDP而增长的未来风险

　　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通常速度都比较快，但这并不表明未来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除非你的效率潜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里能够跟上。否则，一旦越过了追赶阶段，经济的增长可能就会明显回落。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短期经济的发展问题，怎么保持今年GDP比去年的相对增幅，这是我们当前地方政府工作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会计含义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GDP实际上是指这一年里面各个行业所创造的新的价值的总和，也就是我们说的增加值。但是统计所有行业的增加值在现实中是很困难的，通常情况下采取估算法。比如，28大类行业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增加值。增加值怎么算呢，基本上是用总产值乘以增加值率。比如服装这个行业，增加值可能占总产值的比重根据以往的经验大概推算出，比如40%，60%都是人家转移的中间产品的价值。所以，一旦我们过分关注GDP，我们就自然会去关注总产值。这一来，事实上就可以先确定GDP的增长率目标，然后倒算出行业的总产值必须实现多少才能保障GDP增长目标的实现，这就必须有多少投资项目下去才行。可是大家想一想，产值增加多少从长期来看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因为当年增加的产值完全可以变成日后的库存。这就是增长目标短期化的问题。

　　再有，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分享以后，刺激了地方去搞制造业，因为增值税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做大制造业产值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是做投融资项目，而在现阶段做项目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项目来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短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范式。这样一个发展的范式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和我们对GDP的核算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大干快上的发展观如果愈演愈烈并且彻底制度化的话，很可能会冷落了我们对生产率潜能的积累，把注意力简单地放到资本积累上去了。

　　目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追赶阶段。追赶阶段的意思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够大，城市化程度还不高。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能看见我们与发达经济的差距以及在哪些方面有差距，因此，我们可以迅速赶上来，而且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比较小的。这就是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例如，今天中国机场的数量大概是340个，美国包括私人机场加起来大概2万多个，我们数量只有不到他们的2%。仅仅机场这一项，就决定了中国在投资阶段还要有相当长时间。将来我们要修更多的机场、公路，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都叫资本积累。说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是缺乏依据的，还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因为现在属于追赶阶段，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通常速度都比较快，增长率都比较高，从东亚经验看都是这样。但这并不表明未来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除非你的效率潜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里能够跟上。否则，一旦越过了追赶阶段，经济的增长可能就会明显回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意义。

　　现在我们谈论增长方式转变也不应该过多地批评投资太多，问题在于对投资效率的关注不够。我们担心的是，现在的发展模式演变成一种权力而非市场主导投资决策的体制。这样的体制以及表现出的顽固化倾向对于市场力量、金融和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

　　我们的消费太少吗？

　　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的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是生产率而不是消费率。不能简单地把消费理解为决定GDP增长的因素，而应该理解为GDP增长的结果。

　　在有关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投资太多太快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足。这种观点强调，中国现在应该尽快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扩大提升国内消费能力上来。我认为，这一看法似是而非，理论上值得商榷。首先，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的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我前面已经说了，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是生产率而不是消费率。消费和积累的比重反映的只是短期内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消费理解为决定GDP增长的因素，而应该理解为

　　GDP增长的结果。经验上看，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消费占GDP的比重往往比较低。很多人对消费的问题有所误解，认为消费需求比投资需求更重要。可是，大家想想，短期内要扩大消费的比重，就要压缩投资的比重，因为GDP在核算意义上等于总消费加总投资以及贸易的顺差。如果短期内提高消费比重，也就是要压缩或者减少投资的需求，才能保持平衡。否则，一味刺激消费很可能引发经济过热，出现经济失衡。还有一个统计上的问题是，买房子这一块应该计算到消费里面，现在是计算到投资里面，显得消费的比重好像比较小。即使不谈这个问题，银行发放的信贷刺激了消费，短期内带来的结果是，经济过于繁荣，出现过热苗头，因为投资需求没压下来，消费需求提高，这一来，当期的收入平衡表被破坏了。我们在2003年下半年显现出来的经济过热趋势，就与之前鼓励短期消费增加的消费信贷政策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中国消费需求偏低，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全世界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在7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80%-90%，而中国只有57%-58%，所以应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我说你得看中国经济处在什么阶段上。消费的能力，短期内表现为消费占GDP的比重，反映的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而不是增长的长期条件。消费占GDP比重受经济发展的阶段影响，人均所得提高是个缓慢的过程，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也是个缓慢的过程。有些学者甚至讲中国是内需不足的经济，这个概念更加不对。中国怎么会内需不足？你看看中国的投资和储蓄率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内需不足中国的物价应该是持续下跌，现在总体上平衡，物价水平基本上是不动的。消费虽然占GDP比重偏低，这个不要紧，这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只要投资需求上去，能够吸纳那么多的储蓄就可以了，总量上就会平衡。这是我们要澄清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扩大提升消费理解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推动力，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逐步提升消费，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个长期现象。

　　前景

　　中国人口的素质、技能、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管理、企业家的成长以及企业应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这些都是促进效率的因素。这些因素很难用数字简单地度量出来，统计上自然也不能反映出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我看来，并不是从一个模式直接跳到另一个模式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转变的过程从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只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总的来说，过去10多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倾向于过快的资本积累，资本形成的速度很快。当然，我们正处在一个追赶阶段，需要通过资本积累迅速扩大产能和资本存量。

　　但是，这些年来资本积累的方式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的意志，而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似乎还不大。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如果生产率的积累跟不上的话，将来等我们追赶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就很难保证经济增长不下降。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在生产率潜能积累方面几乎为零，而是说也许我们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生产率的潜能。我们的研究发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平均有约35%的贡献来自生产率的积累，而不光是资本的积累。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的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却下降了。

　　中国第一个生产率潜能的快速释放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农业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带来了生产潜能的释放。农业的改革表现为，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离开了，劳动力的投入大大下降，农业产量反而增加了。就是说产量的增加主要靠生产率的提高。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生产率潜能释放的因素，乡镇企业的经营体制比较灵活，非常市场化，投入很少，技术很简单，资本投入更少，用最简单的技术、最简单的生产方式，产值一度占据工业的半壁江山。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学家理解为中国改革真正有特色、有创新的东西。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差不多10多年，到了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优势开始慢慢丧失，出现亏损，大量乡镇企业开始转制。南巡讲话以后，开始了更深度地开放，正好在乡镇企业对生产率促进潜能发挥得差不多的时候，大量外资进来，带来了市场、技术、管理，这些东西又导致生产率潜能新一轮的积累。过去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贸易，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怎么管理好企业，怎么应对市场，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在学管理、读MBA。这些东西短期内看不出效应，长期来看就是在积累和改善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潜能。我们不缺资本，外资进来并不是解决中国的资本短缺问题，非常重要的是促进中国生产率潜能的积累能力。每年外资只占我们当年资本形成投资的1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靠外资，但是外资带进来的东西都在影响我们生产率的变化，成为90年代那一轮的生产率潜能积累的重要源泉。所以开放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对生产率潜能积累有显著影响，这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认为，生产率的提高能力其实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以及利用这些资源的经济体制的效率很有关系。中国人口的素质、技能、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管理、企业家的成长以及企业应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这些都是促进效率的因素。这些因素很难用数字简单地度量出来，统计上自然也不能反映出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的体制似乎越来越善于数目字管理和治理，因而往往不能很好地像资本积累那样来促进这些生产率潜能的积累。这就需要建立起防止政府过多参与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比如让政府加大力度保护私人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发展更好的教育、加大劳动力培训、坚持更加开放的环境。

　　在微观层面上，我还是很乐观的。过去中国生产的家具在国际市场根本不可能卖出去，今天我们可以把家具卖到美国的市场，这不光是因为价格便宜，还因为质量提高很快，反映了效率增长的因素。现在看起来中国生产复杂的资本密集产品的能力仍需要改善，还需要大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尽管华为比思科还是差一些，但追赶速度很快。但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华为，要看到中国生产率潜能积累的空间还是很大。不要过早地让中国企业做大，因为还处在追赶阶段，我们还需要帮人家做加工来实现资本积累，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积累你的技术、你的思想，到了一定阶段中国的企业就很容易变成在高科技领域、在世界五百强里面的公司，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有人比较担心，说中国的企业很不行，将来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我没有那么悲观。只要关注效率问题，就会水到渠成的。像华为、海尔这样的企业今天还凤毛麟角，但只要能够很好地积累效率，我相信这样的企业会迅速增加。

　　讲演者小传

　　张军

　　1963年生。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1-1994年间在中国、英国和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1997年以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做访问研究员和讲座教授。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曾在《经济研究》、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East Asian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最近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等。

5.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是总体水平比较低，发展不平衡，与这些社会化程度差别很大的生产力相适应，客观上要求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6. 计算GDP的收入法为什么要加资本折旧

其实关键问题在于你把收入法中的收入与平常所说的收入弄混淆了

7. 为何要用GDP反映经济增长水平

　　———本市同普路1030号小谢
　　答：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持续扩张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长期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投入(主要指资本与劳动力)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短期的经济增长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的扩张；二是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体现就是，社会产出水平的增加。因此，在评价一个国家、地区或者一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时，使用最多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
　　GDP这一概念来源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个完整描述经济总体运行过程及结果的核算框架)，是该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按照标准的说法，GDP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一国境内所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即以消费和投资为目的现期生产和出售的产品)和服务按照市场价值计算的总和。GDP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一定时期经济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
　　应该说，GDP较好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是一个具有很强综合性的指标。因此，当前这个指标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用于描述经济增长的指标。
　　然而，GDP这一概念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GDP进行质疑的历史与GDP的历史几乎同样长。归纳起来，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基础理论方面，即认为在GDP核算过程中，只考虑了可以市场化交易的社会生产部分，而没有包括非市场化交易的部分。例如，GDP的统计范围没有包括自我服务。在GDP的成本部分，只是较充分地反映了私人成本；没有反映未进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例如，GDP核算过程中对于资源耗竭、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等没有进行充分考虑。由此，也有人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尚未形成规范的指标体系。
　　二是来自于伦理学方面，即认为GDP没有关注人类福祉的增长。例如，在经济学中很有名的“交换母亲”案例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个故事说的是，如果两个母亲各自在家里照看孩子，则不会生产GDP；如果她们交换看孩子，每个母亲向对方付费，则会增加GDP，但是，孩子却会因为非母亲照看而增加痛苦。
　　三是来自于统计学方面，即认为GDP在统计学方面是不够完善的，例如，大量的地下经济没有被纳入统计范围，这使得GDP统计在市场完善的国家与市场不完善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GDP作为一种流量指标，在统计学上不能取代存量指标，不能反映社会财富水平的增长。
　　第一个理由是GDP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基础性和现实操作性。
　　对于很多国家包括我国来说，选择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等方面而做出的最优选择。GDP的背后，是一整套以市场价值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这套方法逻辑严密，以量化的指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经济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其建立了以数字管理社会经济的基础框架，显然，测量结果也更加准确、客观。从这个意义上说，GDP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指标。
　　第二个理由是GDP与市场制度之间具有天生的契合性。
　　GDP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体系，GDP的核算是以市场交换与市场价值为前提的。GDP作为一个指标，严密地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总体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是对市场经济进行核算与管理的一个最全面、最完善的指标。而GDP的核算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在核算期内，经济总体中各机构单位、机构部门及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产出、投入与效益之间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储蓄、实物投资与资金融通的关系，资产、负债及净值之间的存量及变动关系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GDP的增长率成为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三大指标之一(其余两个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而且是最基础性的指标。
　　第三个理由是GDP用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是最有利的。
　　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均以GDP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因此，GDP在进行国际比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比较来看，GDP核算以市场交换为核心，以市场价值为基础，解决了实物核算体系所固有的因产品增长不均衡而无法计算等问题，具有很好的历史可比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与服务的种类繁多，新产品、新服务不断产生。而这些产品与服务在一个核算期间内，其实物产出水平有的会增加，有的会减少，有的甚至会消失。而且，社会产出的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又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映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GDP指标通过一整套以市场交换为核心的体系，对这些产品与服务的产出作了全面的核算。
　　第四个理由是GDP数据会随着数据来源、统计学方法等方面的进步而不断调整，变得更具有可信性。
　　在我国，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数据就开始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与质疑，例如，世界银行、罗斯基、麦迪逊等。2005年，国家统计局组织了首次全国经济普查，并对中国的GDP数据进行了大幅上调，使GDP数据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增长水平。
　　GDP核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需要的各种统计资料、会计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资料非常庞大，因此我们很难、也不可能全部具备齐全，只能给出一个近似的估计。一旦发现了新的资料来源、新的分类法、更准确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则，还要对GDP历史数据进行调整，使每年的GDP具有可比性，这也是国际惯例。例如，美国在1929年至1999年之间就进行过11次历史数据调整。正是因为进行了不断的调整，GDP的统计误差越来越小，数据也更具可信性。日前进行的对于2005年GDP数据的修正，恰恰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GDP是衡量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与综合性的总量指标，代表了社会产出水平的增长，其核算过程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需要用GDP来反映经济增长水平，也应该深入对于GDP这一概念的理解，不断完善GDP在我国的运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博士 李勇坚

8. 为什么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改革步伐。

确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获得的科学结论，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愈益复杂，这一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进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不断深入，邓小平深刻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透彻、精辟的总回答，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践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党的十五大对这几年探索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回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鲜明地指出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既有效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并成功地抑制了一度出现的通货膨胀；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是一九九二年26638亿元的2.8倍；一九九七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是一九九二年194亿美元的7.2倍，居世界第二位；外贸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251亿美元，比一九九二年的1655亿美元将近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可喜成绩，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通往富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根本性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解决如何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等复杂课题。由于我国尚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各类经济活动主体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由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处理不当，它的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出来。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才逐步建立完善。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才十多年，从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才几年，在建立这一体制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和困难，难以完全避免；完善这一体制，更加任重道远。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二OOO年，初步建立起这一新经济体制；到二O一O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二O二O年，这一新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和困难将会在深化改革中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一定能在我们长期不懈的奋斗中实现。


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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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5-13 http://guancha.gmw.cn


近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围绕着如何看待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正确认识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压力增强，收入差距扩大，自主创新水平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等。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中的问题是主要是因为改革中出现了泛市场化的倾向，在改革的方向上存在着过份迷信和依赖市场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市场化不足，政府干预过多，因此，应当尽快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加快非国有化的进程。

正确认识当前的改革中出现问题需要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关于这一点，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明确的论断，《决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论断[1]。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转型并没有结束，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城乡体制分割，产权制度不健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任务还未完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还不完善等。这些体制性问题的存在，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

从上述判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虽然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完善，因此，从总体上说，不能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泛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的问题，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仍然是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必由之路。

第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初步确立，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内在缺陷也

逐步显露出来，这种缺陷既使在比较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已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条件下，我们就没有理由再把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主要根源都归结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程度不足，相反，失业、经济波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等问题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属于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的范畴。解决这类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种社会调节机制，寄希望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来解决市场化的本身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如企业制度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职能不到位等，这是主要矛盾；也有市场化过度的问题，即所谓的泛市场化问题，如公共部门乱收费、公共服务产业化、权钱交易现象的蔓延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还有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上不完善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则是发展中的问题，如科技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低、城乡二元结构、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这些问题虽然也与体制上的缺陷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只能通过不断发展来加以解决。在许多情况下，上述各种因素交织在了一起，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以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问题为例，就既存在着市场调节不够的问题，也在存在泛市场化的问题，也有政策和管理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发展水平的问题。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认识尤其需要科学理性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化。

因此，对于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用统筹协调综合治理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市场化过度或是归结为市场化不足都是片面的。

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历来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认识：持“左”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对于市场关系必须加以限制，使其逐步消亡；持“右”的观点的人则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只有全面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两极相通，这两种观点从表面看是对立，但他们的思维逻辑却是完全一致的，即，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二者必居其一。当前理论界对于改革方向认识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可以看作是这两种对立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不断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的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和大势所趋势，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动摇。

但是，在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的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忘记，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价值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机制的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同于苏东改革模式根本特点和获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坚定不移。

在当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必须按照统筹兼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

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都应该是一样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呢？正确认识这一问题需要把握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市场机制是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并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独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性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脱离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的整体结构而独立存在和技术性工具。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种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或国情，主要有：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正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思路是：1、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国情的要求。3、在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和国有经济主导性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国有制经济。4、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5、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和形式要随着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发展而变化。6、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7、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8、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统一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以人为本的目标。9、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实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10、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显然，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丰富内含绝不是“市场化”一词所能概括的，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宗旨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经验。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理想得以实现，同时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创新改革的思路

改革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廉价的标签，而是一个复杂、深刻、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是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历史创造过程，与时俱进是改革的本质所在。事实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地创新改革思路的历史。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在不断的反思和创新中向前发展着。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存在许多体制的障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就业等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资源和能源的瓶颈问题更为严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同时，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却没有根本的提高；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低收入人口和贫困人口仍有相当数量，两极分化的危险日益成为现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群众看病难、上学难和就业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等等。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必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正确的改革目标、任务、方针和政策，使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更好地向前推进。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准确分析了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系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这些战略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体现为以下重要原则：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

2．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3．改革必须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

4．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

5．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6．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推进改革与发展，突出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问题

7．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

8．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9．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重点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10．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加快社会领域改革和体制创新，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等等。

党中央提出的这些关于改革的重要原则，从改革的方向、原则、动力、目的、步骤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地推进经济改革的根本指针。

四、树立科学的改革观是健康推进改革的重要保证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改革问题的分歧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也不可能形成关于改革的良性的“社会共识”。虽然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为了世界性的潮流。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质、意义和发展规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市场经济的旗帜和口号下面，可能包含着内容各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改革理念。因此，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重要的在于科学认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科学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理论；走新型工业化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在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等等。没有这些正确理论，就不可能取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巨大成就，也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保证。

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主张实行计划经济，西方经济学则主张的是市场经济，因此，搞市场经济就要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甚至有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混为一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市场经济（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而在于如何研究市场经济。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正确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脱离开这些前提，这些理论就失去它的科学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学的一面之外，它还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和全盘引进西方的经济理论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甚至还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邪路。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和不可逾越的一种经济形态，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市场必然存在一般的共有的要素，因此，在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间是会有某些“共识”的，如产权的独立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经济的开放化等，但是，正如马克思曾经强调那样，之所以要把“一般”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了差别。就改革的方向、原则、目标和内容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别：

1．前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历史现象；后者则相反，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抽象的适合于任何时代和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

2．前者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则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的专利。

3．前者认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后者则把私有化当作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

4．前者认为，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和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后者则否认政府调节的合理性，把市场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

5．前者崇拜以个人间自发互动为基础的演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后者则强调国家的统筹兼顾、总体协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6．前者鼓吹“市场经济无国界”和“民族国家崩溃说”，后者则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国家的独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

7．前者认为，个人自由既是效率的源泉又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后者则强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统一性和社会利益的重要价值。

8．前者把市场化与民主化混为一谈，竭力鼓吹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后者则努力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服从以人为本的目标。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和改革观鼓吹的是无条件地推进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认为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彻底放弃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而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和改革观则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力图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要求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在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企业经营自主化和经济运动全球化的同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坚持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国家的主导作用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改革观与新自由主义的片面的改革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只有坚持科学的改革观，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不断排除“左”的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前进。

[1]根据有的学者的分析，2003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已近74%，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69%，90%以上的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来确定，关税税率已经降到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第153页，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