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的系统性

1. 金融风险的系统性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2. 中国金融有系统性风险吗？

3. 当今我国面临什么系统性金融风险

　　首先，从你的提问可以看出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解存在偏差。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的是所有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之和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金融危机的来源,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尽管我国目前的总体系统性风险处于相对安全区间,但受房地产信贷、政府债务风险较高及汇率波动、宏观环境稳定性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快速上升,潜在威胁不容忽视。我国应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逆周期调控,弱化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建立风险预警,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成因：
　　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根本上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转变这一制度背景。

　　我国的经济转轨是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了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以保证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能否寻求到这笔投资的来源就成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

　　那么，我国渐进式改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在哪里？

　　首先是公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资金需求的增长与金融剩余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2年、2003年迄今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几次经济过热时期,固定资产年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到61.8%。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意味着公有经济存在着巨额的投资资金需求。

　　在公有经济部门投资资金需求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对这笔金融剩余的动员,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其次是金融剩余动员的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部门的资本形成依赖于国家的税收体制，当时的国家金融部门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会计部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公有经济部门的这种资本形成机制日趋解体。以“拨改贷”为特征的企业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的融资途径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国有金融机构成为国家动员和聚集居民部门金融剩余的主要渠道。于是，“政府主导的金融控制成为我国金融制度的核心特征”。

　　第三，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国家通过其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体系(主要是国内的股票市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社会金融剩余，然后通过倾斜性的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准入政策，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公有经济部门，这种转轨的思路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导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呈现双向累积的态势。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增加。从统计数字看, 转轨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基本都在60%以上，负债已由个别行业扩延到各个行业,由少数企业扩展到大多数企业,由短期负债扩展到长期负债,由过去的小额零星负债扩展到大额负债,由单纯的技改贷款扩延到固定资金、流动资金贷款。

　　另一方面是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持续上升。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从1995年的22%上升到1999年的41%。近几年，由于政府的干预及银行的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降低2～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神奇地从2000年的34%下降到2005年的8.6%，连续5年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占比“双下降”。表面上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但是，有专家估计，经过两年的宏观调控，可能是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第三个高峰。在随后的2～3年，新增信贷将产生5%的不良率。

　　化解风险应从制度入手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中长期内的主要任务。鉴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产生于制度缺陷,所以,化解风险应从解决形成金融风险的制度因素方面入手。

　　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问题金融机构。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那么金融预警系统就是消防设备。在体系构建方法上，可以从微观、宏观及中间三个层次上来建立一个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按照风险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不同档次，如很高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和低风险。并可依据国际标准和我国实际情况，设定各档次的风险概率值，比如95%、75%、50%和15%。然后以各项指标数据乘以风险概率值，概算出从风险可能转化为危机的量化值。当然，这只是针对可以量化的风险，对于实际上难以量化的风险(如制度性风险以及政府干预导致的风险)，只能进行专项披露和评估。

　　加强监管主体的协调沟通能力，完善“四位一体”综合监管系统。当前，我国在强化法定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同时，建立以“一行三会”为监管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综合金融监管。但是，“四大巨头”都是部级机构，彼此互不隶属。如何整合有限的金融监管资源，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央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构筑最后一道防线。第二，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增强协调磋商能力。从国内现实情况出发，政府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建立固定的金融协调委员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行的领导轮流成为该委员会主席，每位主席任期1～2年，不得连任。第三，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目前，我国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各自建立一套信息体系，没有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难以做到信息共享。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要尽快建立反应灵敏、反馈及时、渠道畅通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

　　大力推进风险补偿制度，完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是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看,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有利于防止金融机构挤兑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从而在正常金融机构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1)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人民银行对个人债务都实行保护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作后盾。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是造成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量居高不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鉴于我国已逐渐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我国应建立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在内的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2)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建立的一种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国际证监会组织将“保护投资者”列为对证券市场三大监管目标之一。我国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某些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造成大量资金黑洞所引发的赔付问题，以提高投资者信心，保持证券市场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投保者风险补偿机制。由于利差损失和投资失误等因素,人寿保险公司同样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寿险公司的倒闭会给投保人带来巨大损失,无疑会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目前，中国寿险公司(法人机构)越来越多,应当考虑择机建立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以形成规范的保险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强化自我约束机制：一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三是增加资本投入,降低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国有企业除了要求财政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投入资本金外,必须依靠直接融资方式面向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等方式解决。

　　另一方面，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步伐。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模式能超越它。目前，我国有三家国有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这并不证明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就已成为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最多说明它们在制度创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在《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中指出，银行坏账80%来自“非金融”领域。国外专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那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往往是金融管制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我国政府管理金融理念，应由管制转为开放，由封闭转向透明，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现阶段，要合理划分政府职能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市场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金融市场事务而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习惯问题,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二是合理划分政府与金融企业的职能,解决那些政府“不该管”的问题，这是理顺政府职能关系的核心。

4. 金融系统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有哪些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三大潜在系统性风险：
　　其一，国家财富缩水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长期看美元呈贬值态势，将给中国造成直接损失。截至2012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为3.29万亿美元，其中70%即约2.3万亿为美元储备。如果每月人民币升值幅度为1%，那么每月中国外汇储备损失23亿美元。而美元贬值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根据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美元每贬值10%，可以促进美国GDP增长1.2%。而过去100年间美元内在价值已贬值95%。
　　其二，国际资本流向突然逆转风险。全球资金流向因美元升值和贬值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变化：危机期间，由于美元是避险资金的首选，当全球都需要美元时，必然推动美元进入升值周期，从而导致资金从新兴市场大量流出；在经济调整时期，美国为解决财政危机必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从而导致美元贬值，引起国际资本异常流入新兴市场，很快推高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一直是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最大目的地。这次危机期间，由于美国出台了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较其他新兴经济压力要大得多。未来中国将长期面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其三，金融开放过快产生的失控风险。金融开放的成本与收益并不对称，有的国家利用金融开放，乘机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另一些国家金融开放却带来了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开放包括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速度过快最容易导致失控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明证。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也会导致失控的风险，尤其是国家银行被外资持股最容易在危机期间遭抛售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期间，中资银行频频遭到外资股东减持就是个佐证。
　　从内部因素看，我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两大潜在系统性风险：
　　其一，房地产面临周期性调整风险。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关联。历史经验表明，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同步于甚至领先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破坏性冲击，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均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房地产正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
　　其二，地方债务风险。从贷款期限来看，2011～2013年将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到期时间，也就是说，未来一年半时间内，各地方政府的债务将进入偿还高峰。一旦土地市场降温，土地价格下跌，地方土地收入缩水严重，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融资平台贷款。而且，地方债务清理问题与房地产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债务清理将给房地产行业带来更大调整压力。

5. 导致金融产品系统性风险的因素有哪些

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折叠政策风险
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措施的变化，可以影响到公司利润、投资收益的变化；证券交易政策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到证券的价格。
而一些看似无关的政策变化，比如对于私人购房的政策，也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
因此，经济政策、法规出台或调整，对证券市场会有一定影响，如果这种影响较大时，会引起市场整体的较大波动。
2.折叠利率风险
市场价格的变化随时受市场利率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说，市场利率提高时，会对股市资金供求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3.折叠购买力风险
由于物价的上涨，同样金额的资金，未必能买到过去同样的商品。
这种物价的变化导致了资金实际购买力的不确定性，称为购买力风险，或通胀风险。
在证券市场上，由于投资证券的回报是以货币的形式来支付的，在通胀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下降，
也就是投资的实际收益下降，也存在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可能
4.折叠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投资活动中最普遍、最常见的风险，是由证券价格的涨落直接引起的。当市场整体价值高估时，市场风险将加大。
对于投资者来说，系统性风险是无法消除的，投资者无法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组合进行防范，但可以通过控制资金投入比例等方式，减弱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警惕
当整体行情出现较大升幅，成交量屡屡创出天量，股市中赚钱效应普及，市场人气鼎沸，投资者踊跃入市，股民对风险意识逐渐淡漠时，往往是系统性风险将要出现的征兆。从投资价值分析，当市场整体价值有高估趋势的时候，投资者切不可放松对系统性风险的警惕。

注意控制资金投入比例
股市行情的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投资者可以根据行情发展的阶段来不断调整资金投入比例。由于目前的股市升幅较大，从有效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投资者不宜采用重仓操作的方式，至于全进全出的满仓操作更加不合时宜。这一时期需要将资金投入比例控制在可承受风险的范围内。仓位较重的投资者可以有选择地抛出一些股票，减轻仓位，或者将部分投资资金用于相对较安全的投资中，如申购新股等。

做好止赢或止损的准备
投资者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尤其在行情快速上升的时期。如果提前卖出手中的股票，往往意味着投资者无法享受“疯狂”行情的拉升机会。这时，投资者可以在控制仓位的前提下继续持股，但随时做好止赢或止损的准备，一旦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投资者可以果断斩仓卖出，从而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6. 什么是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区域金融风险是某个经济区域内部金融产业所面对的金融风险。
根据金融风险的影响范围以及基本表征，金融风险体现为不同的层次，即宏观金融风险、区域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由于金融过程的网络化和金融关系的广泛的渗透性，金融风险具有极强的联动性和自我增强的传播特性，从而个别或部分机构的微观金融风险可能会在某一区域突现并逐渐累积、传播、扩散，形成区域金融风险。一旦区域金融风险突破可控边界，并且形成跨越区域范围的传染途径，就可能导致整体性的金融动荡，乃至形成金融危机，这就是宏观金融风险。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区域金融风险是中观层次的金融风险，是某个经济区域内部金融产业所面对的金融风险。就某一区域金融风险而言，其形成的根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微观金融风险在某区域内部传播、扩散，这是自源性的区域金融风险，是自下而上的金融风险;二是区域金融风险在经济关联密切的区域之间传播、扩散，这是关联性的区域金融风险，是横向的金融风险;三是宏观金融风险落实到具体区域，在区域金融产业系统中累积、扩散，这是上源性的区域金融风险，是自上而下的金融风险。三个层次的金融风险的存在均源于金融的本质属性，贯穿于金融过程的始终，无法消除。但是金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测性，因此，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可控性，其程度则主要取决于金融市场范围和容量的大小、监管制度的有效性、金融竞争的激烈程度等。

7. 如何防范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据报道，日前证监会负责人表示，要着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健运，发挥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监管智能化科技化水平，严厉打击市场投机炒作行为，不断净化市场生态。

2017年监管层对上市公司减持套现、金融机构资金嵌套、金融体系内流动性过剩和实体经济融资难并存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调控，2018年监管层将更加注重资本市场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关注新业务规模的理性扩张、资本的合理分层、竞争的公平有序等方面。

进入新年以来，一方面发审委的过会率降低，一方面拟募集资金规模也由每周的六七十亿元降至二十亿元规模。发审委通过新股审核严格把控资本市场入口，是对前述“资本市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进一步实践——发审委通过控制上市资本质量，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的整体质量水平。

分析人士表示，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我国证券市场能够稳健发展、逐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能够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全面严监管不是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监管的加强需要依序而行、逐步而进。

8. 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有什么区别

金融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或者几个重要金融机构的失败将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引起其他金融机构的失败，并进而对更广意义上的经济产生实质性的负面效果。金融系统性风险还可能会进而引起人们大量失业，引发社会恐慌和动荡，或者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被迫用巨额公共财政资金救助危机金融机构，从而引起一般纳税人的强烈不满。所以，金融系统性风险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内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