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卢斯的人物评价

1. 亨利·卢斯的人物评价

“他是一个大人物。小主意、小观点、小人物，他一概不放在眼里。他也总是在追求大人物。他从不满足、从不灰心、他不是那种宁静淡泊之辈......他是美国新闻界的顶梁柱，二十年来一直担负着创造者的角色。”作为传教士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传教士。他逼迫自己拼命的工作，把自己的意志投入更广阔的领域，努力工作和做出个人牺牲。从不参加诸如网球、高尔夫球之类的活动，也不寻欢作乐。从不注重衣着，食物也就是为了补充能量。在意识形态上，他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认为与他的哲学和信仰冲突。他甚至在苏联和美国结盟时，就准备为东西方冷战的到来而“枕戈待旦”，做了大量媒体舆论上的准备。

2. 亨利·卢斯的人物轶事

 《财富》周刊的创刊号在1930年的2月摆上了零售商的货架，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人说，亨利·卢斯创办《财富》杂志，正处在一个不幸运的时代(FORTUNE，又译幸运）。对指责与嘲讽，亨利·卢斯不为所动，他认为“1930年，意味着一个新十年的开始”，亨利·卢斯决心的已定。1930 年2月，第一期《财富》杂志与大众见面，3万份近2百页光艳浮华的创刊号照亮了亨利·卢斯未来的豪情壮志。在亨利·卢斯眼里，那些在华尔街趾高气扬的商人们既没有什么教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良知；那些拥有MBA学位的名校毕业生、与经济专栏评论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饭桶，亨利·卢斯此时要的是那些能写一些噱头十足的文章的人。于是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了亨利·卢斯的专宠。“傲慢、尖刻、与捕风捉影”成了一时的文风。亨利·卢斯要做的就是将那些艰难时代垂头丧气的企业家们从办公室里拖到大众面前，而当大众也渐渐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指日可待时，揭露丑闻与批评性文章也成了亨利·卢斯的秘密武器。亨利·卢斯的杂志不论是在对胡佛当局、还是罗斯福政府的批评报道中总能游刃有余。到1937年时，《财富》的发行量已超过46万份，作为华尔街的必读刊物，《财富》成为世界经济报道期刊中当之无愧的市场领导者。 最能吸引卢斯的并非金钱而是权力。最初他曾经打算将《财富》杂志取名为《力量》(Power)，这源自于他对美国发展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认识和愿望。他特别喜欢赚钱，目的是为了权力和博得他人的尊敬。金钱买来的快乐对于这位喜欢权力的人来说，则不是快乐。有一个例子说，他和前妻离婚时，表现得罕见的慷慨。在投资问题上，有人问：“您不认为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很危险吗？”，他回答：“没事，只要那是我的篮子。”他讨厌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之辈。人生无目的、无使命感的人只会欲望横流。 他是一个矛盾的、奇妙的组合体。城府很深，又乡巴佬气十足；他汇集腼腆和无以伦比的倨傲自大于一身；周围幕僚云集，却又不可救药的孤独。他随时身处绝境之感，全然不觉得自己地位显赫、成就辉煌。在光辉的40-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是美国最大的报刊发行人。在50年代，他的影响力至少于国务卿相当。但他仍觉得自己有一部分被人瞧不起。及至晚年，他心力交瘁、衰弱不安。他曾经拒绝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出任大使的任命，原因是他想在艾氏的政府中担任国务卿。对待中国 卢斯拒绝承认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他只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即使在中国共产党，事先上取得中国政权之后。卢斯还一厢情愿地将自己关于中国的妄想，通过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自己的媒体，强加给一万二千英里以外的、对中国毫无所知的美国公众。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晚上，卢斯的老父亲路思义不幸与世长辞。不过，这位老人在弥留之际，却为日本军队袭击美国的消息感到“欣慰”。这位毕生献给了上帝、献给了中国的老人，曾经这样对自己儿子说：“现在，所有的美国人终于可以明白——中国（独自抗击日本）对我们的意义了！”这是一段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事发当天，卢斯和自己的妻子正在纽约寓所吃午餐。得到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立即赶往杂志社，要求撤换《时代》、《生活》的全部稿件，并迅速给父亲路思义打了个长途电话。 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顿的美国老传教士路思义，此时年届 73 ，且重病在身，但他仍然因为听到这一消息而激动不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日本公开宣战了，因为美国人终于认识到奉行“孤立主义”的弊端了。这位重病在身的老人，对自己出色的儿子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在长途电话的另一端缓缓说：“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独自抗击日本）对于我们的意义了。”这天深夜，这位把自己大半生全部奉献给了上帝和中国的***传教士，闭上了眼睛，死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那一刻。卢斯的父亲路思义，在华传教十五年，从 1912 年返回美国直到 1930 年前后，老路思义一直担任（美国）中国教会大学基金会负责人。并不停地四处募集捐款，以便向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也是美国教会学校）等邮寄办学经费。他对上帝以及对中国教育的虔诚热爱，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四个子女——这其中，当然包括卢斯。正是怀着从父亲那里承继来的对于中国的基督徒式热爱，早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时代》周刊的出版人卢斯，就在苦苦地为中国的独自抗战而奋力奔走呼号。1937 年 7 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美国政府除了在口头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外，并未明确表态支持中国抗战，甚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也仍然“履行合同”，继续向日本政府提供援助和贷款。对此，卢斯曾不断公开地批评美国政府，甚至在自己的《时代》上撰写社评，强调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对日本的资金援助，转而把援助“赠给”中国人。1938 年 1 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联袂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并且被命名为 1937 年度的“年度风云人物”。 1941 年 6 月，国民党上将陈诚也因为领导了中国陪都——重庆抵御日本的野蛮轰炸，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3. 亨利·卢斯的个人生活

1897年，亨利·卢斯的父亲亨利·W·卢斯和母亲伊丽莎白·R·卢斯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亨利·卢斯就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1898年4月3日，亨利·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蓬莱。

4. 亨利·卢斯的介绍

亨利·卢斯(1898年4月3日~1967年2月28日)，出生于中国山东蓬莱，原名亨利·鲁滨逊·鲁斯，在世时被称为哈里（Harry），一位著名的美国出版商，一个达到了财富和影响力顶峰的新闻人、传教士，也是一个拥有了一切的悲剧人物。创办了《时代周刊》（1923年）、《财富》（1930年）和《生活》（1936年），因此他被称为“时代之父”。丘吉尔说，鲁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由于卢斯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因此，20世纪50年代也被称为“卢斯的十年”。鲁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

5. 亨利·温斯特·卢斯的晚年生活

亨利·温斯特·卢斯对日本拓张侵略的野心早有注意。这次世界旅游途经日本见到的景象就使他深感忧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呼吁美国政府停止与日本贸易，以支持中国。同时，他在美国就中国问题做了多次讲演。1939年7月，亨利·温斯特·卢斯约集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锡尔弗湾举办讲习班。有37人参加，历时12天，学习结束后，学员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1940年夏季，这个学习班第二次开课时，有更多的人参加。在准备1941年夏季的第三期时，亨利·温斯特·卢斯的身体已衰弱得难以支持。过了大半辈子流动的生活之后，亨利·温斯特·卢斯总算有着一个幸福的子孙绕膝的晚年。他的大儿子卢斯此时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著名人物，在左右美国和国际舆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经常在花园里带着一群孙子孙女们玩。不知怎的，他感到与大孙子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也取名享利，对爷爷所做事情总是特别感兴趣。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美国举国上下为之震惊。整整一天亨利·温斯特·卢斯的神经紧张着，听广播，写东西，在电话上与大儿子谈话。第二天早晨，他的女儿去卧室看望他的时候，发现这位73岁的老人已经溘然长逝了。

6. 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的人物生平

 1864年11月24日傍晚，生于法国中部的塔恩省阿尔比的家中，全名亨利-马利·雷蒙·德·图卢兹-罗特列克-蒙法（Henri-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Monfa）。他父亲是阿方斯·德·图卢兹-罗特列克伯爵，是一名骑兵军官，也是图卢兹-罗特列克家族的主人。这个家族起源自查理大帝时期，为图卢兹地区的显赫家族，罗特列克祖父时，家业衰败，罗特列克伯爵仅继承了一百公顷左右的荒地，家族宅邸与头衔。他与表妹（席雷朗家族的阿代勒）结婚后，从娘家继承了两座城堡与大片葡萄园，使家族得以不坠。残疾缘由席雷朗家族为保持贵族血缘，与图卢兹·罗特列克家族多代通婚，自18世纪迁居席雷朗后，由于没有后嗣，所以从图卢兹·罗特列克家族过继一名男孩来，并改名作席雷朗，从此家族名称改为席雷朗，接连数代皆以表亲的关系持续通婚，亲上加亲。也因此出现基因上的缺陷，并影响到罗特列克之后的人生。 身为家族的第一继承人，罗特列克的诞生令整个家族大感喜悦，加上1868年罗特列克不满周岁的弟弟夭折，幼小的罗特列克成为全家人的希望，更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即使如此，罗特列克的家庭却笼罩在一片阴霾中：由于是奉母之命完婚，伯爵夫妇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人的关系十分淡泊，阿方斯伯爵虽于1863年便从军中退役，但同他玩世不恭的父亲一样，伯爵一大早便独自出游打猎，直到傍晚才带着猎物回家。偶尔他会跑到巴黎， 与年轻军官或时髦仕女共渡尘嚣。对他而言，管理家务只是「女人的事务」，不是一名男子汉该作的工作。因此，全家的事情，包含幼小罗特列克的养育工作，全落 到母亲阿代勒伯爵夫人的身上：她不但承担全家的家计，更全力投入独子的教育，不惜带他东奔西跑，只为让他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日后罗特列克到巴黎展开绘画生涯，也全靠母亲财力的支持才得以持续不辍。小时候，罗特列克绘画与文学的才华便已展露：1872年，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环境，母亲带着8岁的他全家搬到巴黎居住，在这他透过教科书、笔记本上的习作，自修学会了许多素描与绘画技巧。1874年进入中学就读后，曾在学校刊物《同人志》中发表短篇小说，颇受同学欢迎。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毕生好友莫里斯·茹瓦扬，日后无论在精神或事业上，他都是罗特列克的一大支柱。由于母亲的指导监护，尽管罗特列克对读书兴趣不大，在校成绩仍名列前茅。可是天生体弱的关系，进入中学同一年便申请休学，由母亲带到尼斯老家养病，课业转由家庭教师与母亲督导。不久举家迁回艾伯塔的故居。 1878年，14岁的罗特列克与家人在艾伯塔团聚时，发生一起意外：他从客厅的椅子上摔下来时，被椅子下的扫把绊倒，造成左腿骨折。为此，母亲带他到尼斯等地疗养。然而来年1879年，他在疗养地与母亲散步时，跌入一处一公尺深的坑洞，造成右腿骨折。这两次意外虽仅造成骨折，但因多代近亲通婚，患有遗传性疾病的罗特列克停止了腿部骨骼发育，成为身高仅150公分的侏儒。而且因脚部停止发育，上半身仍持续成长，使下半身承受过多的体重，令他在步行上都显困难，遑论进行骑马等激烈运动。对爱好骑马打猎且期盼克绍箕裘的罗特列克伯爵，这不啻为一大打击。这成为他另一个弃家人不顾的理由，也令他更少回家，原来对儿子的期盼也转移到郊外打猎之上；而对罗特列克伯爵夫人而言，丈夫的态度使她投入更多心血在照料儿子上。她不但一手包办儿子的疗养工作，带他到尼斯、席雷朗等地治疗、度日，并亲自教导他拉丁文与英语，以免因疗养而延怠课业。至于罗特列克本人，因失去自由活动的能力，闲暇时间转而花在绘画上，特别是他最喜欢的马匹奔跑、骑士驭马、帆船航行等景象，透过其视觉捕捉，出现在这时期的素描与油画里。而这也奠定了日后成为画家的基础。1881年七月，即将满17岁的罗特列克前往巴黎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却落榜。于是利用三个月时间冲刺，终于十一月第二次入学考试时顺利上榜。然而，喜好绘画远大于学业的罗特列克却放弃入学资格，转去学习绘画。这项决定最初遭到罗特列克伯爵夫人反对，但在舅舅劝说和鼓励下，伯爵夫人接受了他的决定，让他与父亲前往巴黎，在专画动物的聋哑画家鲁尼·布兰斯多（Rene Princeteau）的画室学习。 1882年三月，尽管只有几个月，罗特列克对马匹奔跑的成熟技巧让布兰斯多叹为观止，认为已无力教导，故介绍他到著名的学院派画家莱昂·博纳（Leon Bonnat）画室学习。在此，他接受学院派画风的洗礼，过往夸张的描绘有些收敛，加上新学到的构图技巧，使他构图更显深度与层次感。该年暑假，他回舅舅家度假，创作出许多作品，然而九月再度前往巴黎时，博纳到巴黎艺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任教，原来的画室已关闭。罗特列克不得已下，转而与部分同学转往擅长历史题材的学院派画家费尔南·科尔蒙（Fernand Cormon）的画室。柯尔蒙虽是学院派画家，但他的要求并不严格，甚至鼓励学生自由创作。在此，罗特列克认识了埃米尔·贝尔纳（Émile Bernard）、凡·高等日后著名的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与这些新锐画家切磋使罗特列克的绘画技巧持续进步。另一方面，因嫌科尔蒙的指导不够严格，他自费在住处请模特儿，并订定作息表以锻炼绘画技巧。这段期间，他十分努力，而成果也受到师长的肯定：勃纳见到他的作品后，决定请他协助完成维克托·雨果作品的插图。同样在此期间，罗特列克常与同学前往美术馆欣赏画作，相继结识当代著名的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皮埃尔-奥古斯特·勒努瓦、埃德加·德加等人。其中，他对德加崇拜有加，1885年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罗特列克即视他为精神导师。受到窦加的影响，罗特列克的绘画题材逐渐转变，由传统的故事与动物逐渐转为现实人物。不久，他离开柯尔蒙的画室，正式将现实世界视作绘画的对象。 由于不习惯巴黎都会生活，罗特列克伯爵夫人于1883年搬到马尔罗梅（Malromé）的别墅居住。仅剩一个人居住的罗特列克因嫌孤寂，搬到画室同学兼好友艾柏特·葛尔尼叶（Albert Grenier）家居住。由于该住处位居巴黎北部的新兴地区蒙马特，当地充斥着各种声色场所。罗特列克定居于此后受到影响，开始流连当地的咖啡厅与酒廊，并结识酒店老板兼小有名气的男歌手阿里斯蒂德·布留安（Aristide Bruant）。布留安介绍他与妓女发生关系，因身形丑陋被许多女性拒绝的罗特列克也从风尘女子身上找到渴望的温柔，至此，他和夜生活脱离不了关系。1886年，罗特列克离开柯尔蒙的画室，也搬离了葛尔尼叶的住处。他在蒙马特成立自己的画室，但仍接受窦加的指导，并持续到1888年。这时，他与18岁的模特儿玛莉-克雷曼汀·瓦拉东（Marie-Clémentine Valadon，即日后的画家苏珊娜·瓦拉东）交往，然而玛莉只想骗取他的金钱，并以假装自杀等手法威吓罗特列克。经过多年纠缠后，罗特列克于1889年忍痛结束第一段恋情，与她彻底断绝关系。失恋后的罗特列克为了发泄，又与卡门·戈婷（Carmen Gaudin）交往，然而却感染梅毒，这令他身心受创，从此也不太信任母亲之外的任何女性，且更沉溺在蒙马特的夜生活。私生活虽然不太顺遂，1888年与1889年却是罗特列克艺术生涯初露头角的时光：1883年与1887年两度参与巴黎沙龙展（Salon de Paris）皆落榜后，1888年他开始将「Treclau」的创作假名改回「Lautrec」的真名签名，改而参加布鲁塞尔的二十人展（Les Vingt），来年参加第五届独立沙龙展（Salon des Refusés），并展出期间个人独展。之后第六、七、八届皆有作品参展，且评价不错，也让他逐渐被视为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的重要参与者。。其中在二十人展时，曾发生一段小插曲：画展闭幕时，罗特列克应邀出席闭幕典礼，然而典礼时比利时画家亨利·德·格鲁（Henry de Groux）痛批一同参展的梵谷不学无术，只会吹牛。此话一出，立刻引起身为梵谷友人的罗特列克不满，扬言要与格鲁当场决斗，最后格鲁收回他的批评，才避免了可能的流血冲突。但这时影响罗特列克最深的，却是酒店的夜生活。他最早出没在葛乐蒂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并结识尚未成名的女舞者拉·古留。1889年，法国为了庆祝大革命百周年，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为了因应活动的带来的观光人潮，新型态的夜总会红磨坊开幕了，而罗特列克也随之转移到此。由于酒店尊重他贵族与画家的身分，罗特列克也乐于结交经理与店中艺人红星。1891年，另一家新型高级酒店巴黎酒店（Casino De Paris）开张，为了竞争过对手，红磨坊挖角来拉·古留、马瑟·滑兰丹（Marcel Levesque）、珍妮·阿弗莉（Jane Avril）、夏乌考（Cha-u-kao）、依薇特·吉贝儿（Yvette Cuilbert） 等巴黎著名的艺人红星，并请罗特列克为红磨坊制作彩色宣传海报。由于他的海报一改传统，使用彩色和显著的文字，配合深具特色的人物造型，成功吸引了许多上 流阶层男女光顾红磨坊。而罗特列克的宣传也让他成为红磨坊的座上宾。于是，形形色色的艺人与客人成为他大多数的绘画题材。1892年起，罗特列克的绘画对象又多出一种，即娼楼的妓女。最初这只是交通通勤上会经过，结交一些妓女朋友。来年，由于医师室友要结婚，为了腾出空间让新婚夫妇生活，他干脆搬进磨坊街（Moulin）的娼楼公寓居住。不同进出其中的其它男性，罗特列克是以朋友与观察者的角度与她们共同生活，并纪录下一夜春宵外，妓女们的真实生活：闹情绪、装扮、性器官检查、彼此之间的女同性恋关系等等...。具有贵族身分的罗特列克，不但公然出入娼楼，也常在公开场合称赞娼楼，因如此离经叛道的行为，罗特列克不但成为上流社会议论的对象，也是各家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不过媒体重视的并非他的画作，而是出人意表的言行举止和笑话， 但他从未对媒体过于夸大的报导作出回应与抗议。虽然大家对罗特列克意见甚多，但这三年也是创作的全盛时期，共完成五十多幅画作。1893年，罗特列克在画商朋友莫里斯·乔怀安协助下，举行生平第一次个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他将有关妓女的作品摆在画廊二楼，仅供少数朋友与鉴赏家参观，其它争议性较小的作品才放在一楼让大众欣赏。虽然罗特列克并不看好这次的个展，但出乎预料的是媒体却给予其不错的报导与评价，而罗特列克的精神导师艾德嘉·窦加也大大肯定他的作品，这也让罗特列克于来年举行另一场石版画个展。然而这次的个展不太成功。同年，《白色评论》（La Revue blanche）在巴黎发行，在独立画展上引人注目的罗特列克结识其中的撰写作家安德烈·纪德、保罗·纪乐希（Paul Valéry）以及画家皮埃尔·博纳尔（Pierre Bonnard）等人，进而与其中两位主编保罗·勒克莱克（Paul Leclercq）、塔迪·纳塔松（Thadée Natanson）认识，并成为相当亲密的好友。1895年，罗特列克前往伦敦绘制肖像，顺便拜访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等当代英国画家，并在参观马戏团时结识莫里斯·梅特林（Maurice Maeterlinck）等作家与诗人。来年又与乔怀安共游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溯罗亚尔河而上，探巡法国中部的各处城堡。这年，罗特列克出版了以妓女为主题的石版画画册，并接受《白色评论》邀请，以他相当仰慕的塔迪·纳塔松之妻蜜希亚·纳塔松（Misia Natanson）为对象，为该杂志画了一幅宣传海报。1897年起， 罗特列克因为通宵创作，常夜间失眠，因而逐渐染上酒瘾，虽然经乔怀安劝告，但却日益恶化，经常失眠喝酒，酒醉仍睡不着只好通宵作画，这让他孱弱的身体健康 更加恶化。为了改善情况，乔怀安决定替他在伦敦举办第三次个人画展，以远离蒙马特的花花世界。然而此次个展却未受英国人青睐，以失败作收，这反令罗特列克 酗酒情形更加严重，回国后甚至出现精神失常与幻觉的情形。最后，母亲与医师表弟加百利·达比埃（Gabriel Tapie）讨论后，于1899年三月决定把酒精中毒的罗特列克强送至精神病院治疗。 入院之初的罗特列克百般抗拒精神病院的治疗，并写信向父亲求救，但未获理睬。两星期后，他的神智已较为清醒，开始担心会被终身监禁在院里，于是采取了几个 对策：一方面他向院方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减低彼此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他请经常来探病的乔怀安送来画笔与石材，希望用画作证明自己的精神良好。因为关在院 里，罗特列克仅能凭记忆作画，于是他以待在莱昂·勃纳画室期间，启蒙老师鲁尼·布兰斯多带他观赏马戏团的回忆为题，创作一系列石版画作，其中有小丑表演、女驯兽师、特技杂耍、喜剧等等。在入院75天内，共完成50多张作品，其中挑选30幅制成石版画，这30幅画最后也让他离开精神病院。出院后，罗特列克与远亲威奥（Viaud）陪同下，前往诺曼底旅行，之后又前往哈佛尔（le havre）观光。后来返回母亲在马尔罗梅的别墅静养，直到十月母亲的葡萄园收成后再度前往巴黎。由于担心罗特列克再度沉溺于酒乡之中，他的朋友们特地带他逛当地的服饰街。这次他结识一位18岁的女裁缝露薏丝·布鲁埃（Louise Blouet），虽然她已名花有主，但对女性失望的罗特列克仍罕见地动了真情，并以她为模特儿，完成一幅油画和两张素描。1900年，巴黎再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邀请罗特列克担任绘画的评审，但被他回绝，不过他仍旧坐着轮椅上前去参观。由于没特别的好感，他未完成任何相关作品。不久，他又再度染上酗酒的习惯，甚至连同行的威奥也无法劝阻他，这令他尚未恢复健康的身体再度恶化。五月，他与威奥再游诺曼底，为了感谢这位远亲，他以威奥为对象创作晚年大作《威奥提督》（Admiral Viaud）。六月，因经济因素取消巴黎之行，直接从诺曼底前往波尔多，在此他迷上歌剧《梅萨莉娜》（Messalina），完成6幅相关画作。十二月，罗特列克返回马尔罗梅，然而因脚充血而下半身麻痹，之后采用电疗法才恢复，但病情已十分严重。1901年4月15日，罗特列克最后一次前往巴黎，并拜访巴黎的老朋友。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大限不远，此次为诀别之旅，所以除了感伤外，也带他参观各处故地，而他也整理了自己的画室，并完成《威奥提督》与最后遗作《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口试》（An Examination at Faculty of Medicine）。七月，在朋友泪送下，罗特列克返回土鲁斯，但回来后突然半身不遂。8月20日，母亲罗特列克伯爵夫人带他返回马尔罗梅的别墅，这时，罗特列克的病情又急趋恶化，除了稍微修饰外，无力进行任何创作。9月9日凌晨两点十五分，罗特列克在家人与少数好友注视下逝世，得年36岁。1912年，莫里斯·乔怀安为罗特列克整理出版传记《罗特列克传》。而其多数作品则由父母保管，直到1922年才捐给艾伯塔美术馆（Mairie Albi），馆方则成立土鲁斯-罗特列克美术馆（Le Musée Toulouse Lautrec）专门展示这些作品，至今该馆仍是收藏罗特列克作品最多的地方。

7. 小罗伯特·卢卡斯的人物生平

罗伯特·卢卡斯求学经历1937年，卢卡斯生于华盛顿的雅奇马。1955年，卢卡斯从西雅图的罗斯福公立学校高中毕业。芝加哥给予他奖学金，但芝加哥没有工学院，从而终止了他做工程师的梦。在那个时候，热门专业是学物理，但卢卡斯对此没有兴趣。真正令他激动的是芝加哥学院的人文科学，如西方文明史和知识的组织、方法及原理。这些课程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的。他选修古代史序列，并且变成主修历史。卢卡斯由于获得了一项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奖学金，而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研究生。在芝加哥，卢卡斯读到了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伦尼，他记述了罗马时代的终结，并强调面对政治大破坏时，人民的经济生活的连续性。对此，卢卡斯印像深刻。在伯克莱，他选修了经济史课程，并旁听经济理论课。从那时起，他开始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决定改学经济学，并因此回到了芝加哥。1963年，卡内基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提供给卢卡斯一个教职。

8. 亨利·温斯特·卢斯的童年时期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国内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到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大约占世界的30%，英国只占20%，而德国占17%，法国占7%。宾夕法尼亚州是当时美国东部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基地，斯克兰顿位于宾州东北部，是一个著名的无烟煤产地和工矿城市。童、少年时代的亨利·温斯特·卢斯是在一个丰富多彩的工矿、机械和商业环境里度过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科学技术思想对亨利·温斯特·卢斯有着深深的影响。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农业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模式之中，胶东半岛地区亦是如此。1888年春天，当时美国的院校里充溢着一种开拓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因为由于经济上的腾飞，使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已不满足于偏于一隅了。但此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老牌帝国主义瓜分割尽，于是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的口号，积极对外拓张，经济方面的活动由商人们来代表，文化方面主要是由传教士来体现的。因此，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亨利·温斯特·卢斯的来华传教，是挟裹在当时美国的文化拓张大潮之中的。但是，对传教士的认识决不能仅限于宗教目的。一方面，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科技文化和人文科学的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既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又是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的先驱和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对此做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