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的基本概述

1. 鲁商的基本概述

 “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从营销的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因而，“鲁商”这一名称兼具三方面的内涵。它既是一个从业群体的称谓，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与他省商人相比较而独具商业特色的名称 。鲁商是山东经济、社会宝贵的人文资源，伴随着“鲁商” 概念迅速叫响全国，鲁商已成为国人解读山东经济、山东速度、山东精神的一种范本，成为山东的一张崭新名片，鲁商崛起的意义已超越其经济领域，成为山东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大事件。 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目前学术界在论及“鲁商”时，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鲁商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此种说法大体上勾勒了山东商人的成长脉络，概括了山东商人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鲁商创造的独特的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鲁商特色，从体制来看，在最北段的山东商帮，很厚实，很有国有企业特色。

2. 鲁商的介绍

鲁商，在中国历史上兴起较早，和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起，被公认为中国五大著名商帮。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有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从营销的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因而，“鲁商”这一名称兼具三方面的内涵。它既是一个从业群体的称谓，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与他省商人相比较而独具商业特色的名称。鲁商创造的独特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3. 鲁商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象地点评了环境、人、文化三者之间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追溯“鲁商”的历史起源可以发现，鲁商真正起步于山东境内的齐国，而不是鲁国。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齐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因此就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从深层次的原因上说，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类型所导演的，山东地区以泰山为界，可分为齐、鲁两个文化单元。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重农轻商；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齐国存在着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商业，并且这种经济类型自太公建国之初就已经确定。正因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酿就了鲁、齐两国文化上的差别。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两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典，重农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山东商人也与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泥泞之路，商业活动鲜有作为。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15、16世纪，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商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商人的营销空间突破了省区的限制，进行着跨省区的商业运作。由于经营范围的不同，商业特性的差异，业内之人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开始以地域为参照，划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山东籍商人因其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业绩，鲜明的特性，被划入了包括即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之列。更有后世之人将“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鲁商”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山东籍商人群体的通称。2009年8月28日，来自中国工商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聚首“百年商埠”山东周村，围绕“鲁商发源地与周村”开坛论道，探讨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的鲁商的起源与发展。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周村商埠文化的兴起发展脉络，周村商帮、老字号与鲁商兴起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体系、史料依据、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证，探究鲁商文化的发源及发展轨迹，并实地探访了鲁商文化的重要载体——周村古商城，参观了商埠文化展览馆及部分代表鲁商发展轨迹的商埠旧址。专家学者认为，周村自古商业发达，商周时期已具城市雏形。其前身为齐国於陵城邑，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商代就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有“丝绸之乡”美称。汉唐以来，更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明朝中后期，周村迅速崛起。与会专家一致认定，周村是鲁商的发源地 。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 齐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货币齐国就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 管仲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4. 从古到今的著名鲁商有哪些

陶朱公
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
陶朱公范蠡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

5. 鲁商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象地点评了环境、人、文化三者之间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
  追溯“鲁商”的历史起源可以发现，鲁商真正起步于山东境内的齐国，而不是鲁国。
  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齐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因此就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
  从深层次的原因上说，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类型所导演的，山东地区以泰山为界，可分为齐、鲁两个文化单元。
   
  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重农轻商；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齐国存在着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商业，并且这种经济类型自太公建国之初就已经确定。
  正因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酿就了鲁、齐两国文化上的差别。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两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典，重农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山东商人也与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泥泞之路，商业活动鲜有作为。
  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15、16世纪，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商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商人的营销空间突破了省区的限制，进行着跨省区的商业运作。
  由于经营范围的不同，商业特性的差异，业内之人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开始以地域为参照，划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
  山东籍商人因其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业绩，鲜明的特性，被划入了包括即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之列。
  更有后世之人将“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鲁商”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山东籍商人群体的通称。
  2009年8月28日，来自中国工商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聚首“百年商埠”山东周村，围绕“鲁商发源地与周村”开坛论道，探讨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的鲁商的起源与发展。
  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周村商埠文化的兴起发展脉络，周村商帮、老字号与鲁商兴起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体系、史料依据、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证，探究鲁商文化的发源及发展轨迹，并实地探访了鲁商文化的重要载体——周村古商城，参观了商埠文化展览馆及部分代表鲁商发展轨迹的商埠旧址。
  专家学者认为，周村自古商业发达，商周时期已具城市雏形。
  其前身为齐国於陵城邑，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商代就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有“丝绸之乡”美称。
  汉唐以来，更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
  明朝中后期，周村迅速崛起。
  与会专家一致认定，周村是鲁商的发源地 。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
  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
  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
  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 齐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货币
  齐国就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
  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
  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
  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
  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
  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
  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
  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
   管仲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
  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
  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
  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
  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
  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