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在前还是红军长征在前

1. 西安事变在前还是红军长征在前

红军长征是指在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方面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可见，红军长征在前。

2. 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共同背景

背景：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民党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另外红军长征和西安事变都是为了抗日。
红军长征：

简介：
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方面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为二万五千里，因此长征又常被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称此为“流窜”。1934年10月10日晚6点12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八万六千人，分别自瑞金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而开始进行红军打败国民党的转折点。转移时经过：瑞金出发——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意义：打乱敌人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甘肃会宁。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长征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是一部艰难的历史斗争。
意义：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他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西安事变：
简介：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意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3. 为什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不再进攻红军？

第一不能不说的是西北军和红军历来的关系。西北军的主要将领杨虎城一直亲共，据说还曾经差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另一位参与西北剿共的主将张学良是被蒋介石出卖过的人，不可能和汤恩伯一样死心塌地的剿共。
第二不能不说就是此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国共矛盾逐渐往中日矛盾上转化，此时国民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力量不能集中。而且社会舆论也大。
第三不能不说蒋介石中央军的主要影响力还是在中国南方，北方的没有什么嫡系部队，基本上不会因为老头子一句话就去卖命，把自己的血本搭上。从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就停止了，不能不说，不是不想剿，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四不能不说此时红军的战法得力。就算是在中央苏区，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李德等人瞎指挥造成的失败。遵义会议以后这种错误被纠正了，军事上也就顺利了。

4. 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是

周恩来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望采纳

5. 1936年那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件。它对于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 

驻扎在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被蒋派往西北剿共。张学良因不战而失东北后，内心愧疚，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反攻复土之心越发强烈，对消耗自身抗战力量的内战越发不满。杨虎城同样热切希望进行抗战。 

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国民党“围剿”企图以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义，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扬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遂与红军实现秘密停火，并屡屡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扬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扬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扬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扬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有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