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世俗政治体制是什么？

1. 土耳其世俗政治体制是什么？

土耳其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治的国家。大国民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实行普遍直接选举。总统为全民直选，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届。
从上述可以看出：土耳其是政教分离的、没有王室、总统是由全民选举的。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是由王室控制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就是由政治强人（如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巴沙尔）控制。还有就是政教合一的（伊朗)

2. 土耳其正发党执政以来进行了哪些政治改革

自2002年执政以来，正义与发展党秉持保守民主理念（参考本通讯前期推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治改革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正发党政府的政治改革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修宪与制宪
　　截至2012年，土耳其现行的1982年宪法已经进行了17次修改，其中的7次修改都是在正发党执政时期。
　　2007年，土耳其国内围绕宪法问题发生了宪法危机。在宪法危机发生后，致力于改革的正发党在2007年议会选举宣传中，提出了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政治承诺，预示着土耳其的宪法政治发生了从修宪到制宪的大转变。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2011年10月19日正式启动了制宪进程，计划到2012年年底公布新宪法草案，然而，到截止日期，土耳其的制宪进程并未完成。制宪成为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博弈的舞台，总统制是各方争论的焦点。2012年11月，正发党就政府体制问题向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提出建议，主张实行总统制，而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反对实行总统制，结果造成委员会运转危机，并导致新宪法草案流产。
　　制宪进程中的总统制之争一直延续至今。2015年2月3日，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极力反对总统制，该党领导人科勒迟达奥卢称，只要共和人民党存在，就坚决反对实行总统制。而正发党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总统制。2015年2月4日，土耳其总理奥卢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第七频道采访时称，一些人认为总统制会催生威权主义，其证据是什么？那些有政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下都能实施民主。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两者都被描述为民主体系。威权倾向亦可能来自议会制，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明证。而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也为正发党加油鼓劲，称2015年6月7日是土耳其人民展现其支持新土耳其意志的日子。他号召人们支持正发党，使其获得修改宪法的多数支持。 然而，6月7日的选举结果表明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获得修改宪法的多数支持，亦未获得单独组建政府的资格，只能求助于其他三个政党来组建联合政府。
　　换言之，土耳其将出现一个怎样的政府，还需各方的协商与博弈。同时，联合政府能够支撑多久，土耳其是否会举行提前大选，亦是未知。而就制宪进程的未来趋势而言，总统制问题仍将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议会各政党很难就此问题达成一致。
　　普通法改革
　　普通法改革是正发党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司法部的《土耳其司法改革报告》显示，2002~2004年，联合政府和正发党政府先后实施了9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废除死刑、禁止虐待、少数民族权利、国际人权保护、文军关系等。如2004年7月的《土耳其结社法案》规定，协会不经审批，可接受外国援助，或与之合作，或举办活动；协会无需告知当地政府官员组织集会的时间和地点，也无需邀请政府官员与会；非政府组织可开设海外代表处；没有法院传票，安全部队不再限制协会；取消对学生会的限制；15岁以上儿童可组建协会；非政府组织可提出临时纲领或倡议；允许非政府组织买卖不动产。
　　正发党政府的部门法改革几乎涉及土耳其的所有法律，如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包括银行法、商法、外国直接投资法）、公共行政法律、市场方面法律、其他方面法律等。以商法为例，2011年1月13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新土耳其商法》，并于2012年7月1日开始生效。
　　政府行政机构改革
　　正发党政府试图实现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将中央政府的一些职能转移给地方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正发党的纲领认为，“公共管理的基础是服务人民。对中央政府而言，最关键的是更好地服务公民、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而从实践层面看，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两个方面。
　　第一，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居尔政府时期，正发党成功地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由文职官员担任该委员会主席。2011年6月，埃尔多安大选获胜后，宣布取消8个国家部长职位，将中央部委数量调整为25个，并更换了几个中央部委的名称。
　　例如，依照2011年6月的第641号行政令，成立于1960年的国家计划组织（SPO）被重组为国家发展部；为鼓励外国投资，土耳其政府宣布在总理府下设投资支持与促进局(ISPAT)；为推进该国人权事业，在总理府下设人权事务办公室。此外，为推动入盟进程和入盟谈判，土耳其还专门成立了欧盟事务部。
　　第二，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土耳其地方行政改革主要采取立法和行政命令两种方式，前者主要包括2005年通过的特别省行政法、市政法，后者主要包括2006年以来成立的地区发展署。
　　其一，正发党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式通过议会立法推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2005年土耳其议会先后通过了《特别省行政法》（第5302号法令）、《市政法》（第5393号法令），以此通过法律方式确保地方自治权利。例如，《市政法》第八条规定了协商参与权；第九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市、区之间的关系：市政管理部门关注所辖区居民的诉求，通过财资金拨款扶植辖区的发展；第十三条规定当地居民有权参与市政决策，市政委员会是市政的决策机构，由居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等等。
　　其二，成立地区发展署，协调地区发展。自2006年以来，土耳其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26个地区发展署，如伊斯坦布尔发展署、安卡拉发展署、伊兹密尔发展署、西地中海发展(600026,股吧)署、东马尔马拉发展署、东黑海发展署、东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等。
　　司法机构改革
　　司法机构改革是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司法机构改革，土耳其各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协调与沟通，制定了多个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土耳其国家计划（SPO）组织制定的第九个发展计划中专门论及司法改革战略。
　　2009年，土耳其司法部公布了“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Strategy for JudicialReform and Action Plan）。该文件勾画了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加强司法机构独立；实现司法机构的中立性；改善司法机构的效率和效用；提高司法机构中人员的职业能力；发展司法机构的行政体系；便利诉诸司法；完善判决执行制度，等等。
　　2011年，土耳其司法部又颁布了新的“司法战略文件”（2010~2014），其中阐述了土耳其司法改革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这些司法改革方案均涉及综合性法律，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大基本目标：一是通过缩短审判周期，加快司法结果的实施；二是开启人权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公正审判权、媒体和个人自由。此外，土耳其政府还欲通过改变基本法律规定，实现与欧盟标准的对接。
　　在“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的指导下，2011年3月3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一个司法改革方案——《为加快提供司法服务的目的而修订的若干法律》，即第6217号法令，该法令由33个条款和4个临时条款组成。该方案直接导致其他17部法律的修改。2011年8月26日，土耳其政府又以政府行政令方式通过了第二个司法改革方案，该方案由44个条款组成，内容主要涉及司法部的结构设置和司法机构的行政管理。
　　然而，其中的一些条款被宪法法院驳回，仍然有效的条款包括：在司法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署之下成立了人权司，修改了国家委员会法、上诉法院法、法官与检察官法、司法学院法、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法（HSYK）。
　　2012年7月2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三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若干法律以改善司法服务的效率和媒体犯罪中审判和判决的延迟》，即第6352号法令。该法令包括107个条款和3个临时条款。为加快审判过程，第三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了有关破产和债务实施的审判、犯罪案件、行政法律案件。2013年4月1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四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与人权和表达自由若干相关的法律》。该法案由27个条款组成，关注人权领域的修改，修改了反恐法和土耳其刑法。
　　文军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军队一直扮演着世俗体制保护者的角色，曾经4次成功干政，且密谋或发动过多次不成功的政变。正发党上台后，力图实现对军队的完全控制。在欧盟标尺和国内民众的“反监护体制”诉求的共同推动下，正发党通过立法改革（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改革和审判（军队法院、艾尔盖内孔调查）、立法机构调查（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方式实现了对军队的民主控制，推动了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达到了欧盟有关文军关系的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当下，军队依然能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机制对土耳其政治产生影响。2011年7月29日，在与埃尔多安就案件审判问题发生分歧后，土耳其总参谋长称总计有250名军官（173名现役，77名退役）被逮捕，称这些逮捕行动违反法律原则、公正、正义和良知。他与陆、海、空司令集体请求辞职，但政府很快平息了风波，短时间内任命了新的总参谋长和各军种司令。欧盟认为该事件表明土耳其正成为更加民主的国家。
　　一些学者称，这是“土耳其的夏日革命”，土耳其高层军官的集体辞职预示着该国文军关系的巨大变化。土耳其《民族报》的专栏作家阿斯利•阿伊丁塔什巴什（Asli Aydintasbas）称，“这有效地终结了军队在土耳其民主中的作用，这是土耳其第一共和国终结和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标志性时刻。”从目前形势看，土耳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文官精英对军队精英的民主统制，军队精英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