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1. 简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形势图
中日甲午战争，简称甲午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日清戦争），是清朝中国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目录
• 1 起因 
• 2 过程 
• 3 结果及影响 
• 4 主要战役 

起因
中国和日本之间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
过程
“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至8月1日中国清朝政府对日宣战和日本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1895年4月17日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结果及影响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于日本，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日本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经济迅速发展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同时日本崛起改变了远东地区由英国和俄国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的弱点有了更深的认识，准备积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主要战役
丰岛海战 
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 
旅顺大屠杀 
威海卫海战 
台湾军民抗日之战 
丰岛海战
丰岛海战发生于1894年7月25日清晨，是一次日本首先挑起的战役，并因此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
经过
“济远”和“广乙”两艘中国军舰在完成护送清军在朝鲜牙山登陆后，离牙山返航，在朝鲜丰岛海面，遇上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及“秋津洲”这三艘以高航速和高射速为特征的军舰。（这三艘军舰在后来黄海海战中重创北洋舰队，立下头功）
7时20分，第一游击队望见“济远”和“广乙”两舰，即时下战斗命令。7时45分，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首先开炮：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不宣而战的开始。中国军舰随后还击，两军展开激烈炮战。日本军舰在吨位、火炮、时速方面，较中国军舰占较大优势。福建船政局自制炮舰“广乙”受重伤，无法发射鱼雷，船身倾斜，于是退出战斗，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舰则作战英勇，伤亡亦惨重。
8时30分，“济远”舰全速向西撤退。日舰猛追，“济远”舰悬起白旗。日舰追近，“济远”舰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浪速”舰发出信号勒令“济远”舰立即停轮。
此时载有第二波増援朝鲜清军并悬挂英国国旗的“高升”号商轮和满载军械的“操江”舰驶来。日军三舰见“高升”号与“操江”舰，立即以“浪速”舰拦截“高升”号，以“秋津洲”舰拦截“操江”舰。“济远”舰借机西撤，日舰以时速22.5节的“吉野”号穷追“济远”舰不舍，“济远”舰抛下“高升”号而走，并发尾炮攻击“吉野”号。
“济远”舰驶抵威海，在《航海日志》中捏造战果：“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而后丁汝昌误报“济远”舰击沉“吉野”号。事实上“吉野”皮毛未损，无恙而归。真的悲惨的是“高升”号运兵船！“高升”号被“浪速”击沉，殉难者达七百余人。“操江”舰也被俘虏。
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事后
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中国租用外轮，违反国际法。英国驻日使节一度抗议，而“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却一口咬定，“高升”号是被中国军队非法占据，日舰实行“临检”，该船不服从命令。而英国政府从自身利益政策，也出现种种指证日本无罪的舆论，此事件草草结束。






黄海海战 (1894年)
黄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中日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目录
• 1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的海军 
• 2 背景 
• 3 海战经过 
• 4 海战结果 
• 5 黄海海战中双方战斗序列 
o 5.1 联合舰队舰艇 
o 5.2 北洋水师舰艇 
• 6 影响 
• 7 关于方伯谦的争论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的海军
1894年清朝海军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舰队。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为强大，其他各支水师除广东水师的三艘小型巡洋舰滞留北洋参加了海战以外，因实力贫弱，在战争期间无所作为，坐视北洋水师的覆亡。
日本海军各支舰队于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统一整编为联合舰队，由伊东佑亨海军中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联合舰队的编队分为以下小队：本队第一小队、第二小队、第一游击队和第二游击队。
背景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丰岛海域突然袭击北洋水师的济远和广甲两艘巡洋舰，即丰岛海战，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和联合舰队面临着相同的任务：护送援军、争夺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制海权。
北洋水师主要在威海至大同江口一线巡弋，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迫近威海，清光绪皇帝责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畏葸”，北洋大臣李鸿章不得不命丁汝昌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的愤怒和缓解舆论的压力。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舰12艘由威海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
与北洋水师在战略上“保船制敌为要”不同，日本海军在战争之前就制定了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明确计划。当日本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9月13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开赴鸭绿江口，搜寻向北洋水师主力决战。
海战经过
1894年9月15日
北洋水师主力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护送陆军4,000人搭乘的5艘运兵船。
9月16日
北洋水师抵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部分舰艇担任警戒，其余10艘主力舰在口外12海里的大鹿岛东南下锚。
9月17日
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9时，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巳时操”。 
10时23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发现北洋水师。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 
10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发现日本舰队。 
12时05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同时丁汝昌还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集中了两国几乎全部主力舰艇。 
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首先开炮。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即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联合舰队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 
从此时起，北洋水师各舰除随定远进退之外，已经失去了指挥。 
13时左右，第一游击队炮击北洋水师右翼超勇、扬威两舰。 
13时20分，北洋水师超勇、扬威起火。联合舰队本队航速较慢的比睿、扶桑、赤城成为北洋水师的打击目标。比睿、赤城受重伤。第一游击队左转，回救两舰。本队右转，形成夹击阵势。 
14时20分，日舰西京丸中弹起火退出战场。北洋水师超勇沉没，扬威重伤驶离战场搁浅(有记载被济远撞沉于浅海)。 
14时30分，北洋水师平远命中日舰松岛，也被其所伤并引起火灾，暂时退避。 
15时04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中弹起火。 
15时20分，第一游击队集中打击北洋水师突前的致远。致远沉没。济远、广甲在致远沉没后，迳直驶回旅顺（广甲在途中触礁搁浅，两天后被日舰击毁）。北洋水师已无法保持战斗队形。 
15时30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被击中，并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爆炸。 
16时10分，北洋水师靖远、来远受伤，退向大鹿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发出了“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 
17时左右，北洋水师靖远、来远经抢修恢复战斗力。靖远代替旗舰升起队旗，收拢各舰。 
17时30分，北洋水师经远沉没。联合舰队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脱离战斗。（海战结束） 
海战结果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4舰受重伤，死伤官兵600余人。
黄海海战以后，北洋水师退回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黄海海战中双方战斗序列
联合舰队舰艇
第一游击队
巡洋舰：吉野（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海军少将旗舰，舰长大佐河原要一）、浪速（舰长大佐东乡平八郎）、高千穗（舰长大佐野村贞）、秋津洲（舰长少佐上村彦之丞）
本队
巡洋舰：松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海军中将旗舰，舰长大佐梶本知道）、严岛（舰长大佐横尾道昱）、桥立（舰长大佐日高壮之丞）、比睿（舰长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千代田（舰长大佐内田正敏） 
旧式铁甲舰：扶桑（舰长大佐新井有贯） 
炮舰：赤城 
武装商船（代用巡洋舰）：西京丸（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舰） 
北洋水师舰艇
铁甲舰：定远（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旗舰，管带右翼总兵刘步蟾）、镇远（管带左翼总兵林泰曾） 
巡洋舰：来远（管带副将邱宝仁）、经远（管带副将林永升）、致远（管带副将邓世昌）、靖远（管带副将叶祖圭）、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广甲（管带都司吴敬荣）、超勇（管带参将黄建勋）、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平远（管带都司李和）、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 
炮舰：镇南、镇中 
鱼雷艇：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 
影响
黄海海战是海军发展到铁甲舰时代后的一次大规模海上舰队决战，颇受世界各国海军人士的重视。
北洋海军的两艘铁甲舰显示了防御能力的优势，厚装甲无一处被击穿。战列舰依然是海军中不可替代的主力舰。安装重型火炮的相对小型战舰在海战中效用不高。 
北洋海军在大口径火炮方面占优势，但射速较低。联合舰队各主力舰均装备了中口径速射炮，通过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弥补了其大口径火炮的不足。对19世纪末海军的武备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此役后各国海军设计的战舰，均重视提高大口径火炮的射速，并强化中口径速射炮的火力。 
海战双方都针对性选择了不同的阵型。联合舰队采用单纵阵有良好协调性。北洋海军各舰舰首向敌，因对准不同的军舰，出现阵形紊乱导致各自为战的局面。各国海军得出结论，海战中最重要的是阵型的整齐与协调；纵阵比横阵更适合发扬火力。 
联合舰队在海战中机动性占有优势，第一游击队编队航速达到15海里，海战中进退自如，始终掌握着选择进攻目标与时机的主动权。 
关于方伯谦的争论
黄海海战结束以后，8月24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被以“临阵退缩，致将船伍牵乱”的罪名斩首。
关于对方伯谦的评价，史界至今仍有争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伯谦家乡福建省出现了为方伯谦翻案的热潮。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以外研究北洋海军史和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却表现出谨慎的沉默，很多著名学者认为以现有的史料，尚不足以翻案。


旅顺大屠杀
1894年11月，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对市内居民连续四天进行杀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屠杀过后全市仅剩三十六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尸体，估计超过二万人遇害。死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今称“万忠墓”。
事件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东洋第一堡垒”旅顺口后，进行灭绝人性的4天3夜大屠杀，短短4天就杀害了市内群众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记录
当时，许多来自西方的目击者都记述了惨案的真相。一名英国海员在回忆录《旅顺落难》里写到：“……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池糖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一路上那枪声、哭喊声交杂著。满地血肉模糊，残肢断体，铺满道路。”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平壤之战
1894年9月初，日军开始向平壤推进，参战部队共20000余人，清军防御部队为12000余人。日军至15日完成部署，随即展开进攻，经过一整日激战，日军攻克平壤，清军抛弃辎重仓惶撤退，撤退途中屡遭日军伏击，撤退后又没有可以依托的防御支撑点，伤亡惨重，并且造成了驻朝鲜清军全面溃退的局面，至9月24日，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
9月15日平壤之战与9月16日的黄海海战一起，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日军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并开始在中国境内迅速推进。
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是中国清朝后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1888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成立，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目录
• 1 创建 
• 2 编成 
• 3 编制 
o 3.1 官制 
o 3.2 海军军衔等级 
o 3.3 人员 
• 4 参加的主要战斗 
• 5 参见 

创建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船赴台将之驱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清政府于是决定每年拨出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一百万两），加快建设海军。大清海军分为三洋：北洋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两广负责福建、南海。后来当时之南洋大臣沈葆贞，以四百万年费同建南、北两洋舰队经费分散力量不足。而北洋舰队负责守卫京师，奏准优先集全力建造。 1875年，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舰炮船，开始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 1879年，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超勇。 由于对在英国定造的军舰不满意，1880年，经过反复比较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 1888年以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多被政府挪置往其他各处，如修建颐和圆工程等等。时而正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多年未置新舰，部份应进行之更新工程如更换新式火炮亦未能进行。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
编成
 

致远舰
铁甲船：
• 铁甲舰：定远、镇远 
快船：
• 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 
• 防护巡洋舰：济远、致远、靖远 
• 碰撞巡洋舰：扬威、超勇 
蚊炮船：
• 炮舰：镇边、镇中、镇东、镇西、镇南、镇北 
鱼雷艇：
• 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福龙、 
• 定一、定二、镇一、镇二 
练船：
• 练习舰：康济、威远、敏捷 
辅助舰艇：（略）
编制
官制
提督、总兵（分左、右翼）、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
舰长称为管带
海军军衔等级
正都统、副都统、协都统、 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 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
人员
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层军官内多有为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舰队内一直亦有外国人担任军官作技术专家及指导。北洋舰队的军官多能操英语，内部指挥命令亦是以英语发号。
北洋水师主要将领有:
• 丁汝昌 -- 水师提督 (自尽) 
• 刘步蟾 -- 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 (自尽) 
• 林泰曾 -- 左翼总兵，镇远号管带 (自尽) 
• 邓世昌 -- 中军中副将，致远号管带 (战死) 
• 叶祖圭 -- 中军右副将，靖远号管带 (战死) 
• 方伯谦 -- 中军左副将，济远号管带 (处死) 
• 林永升 -- 左翼左营副将，经远号管带 (战死) 
• 邱宝仁 -- 右翼左营副将，来远号管带 (革职) 
• 黄建勋 -- 左翼右营副将，超远号管带 (战死) 
• 林履中 -- 右翼右营副将，杨威号管带 (战死) 
• 杨用霖 -- 左翼中营游击，原镇远号帮带，林泰曾自尽后接任管带 (自尽) 
参加的主要战斗
• 丰岛海战 
• 黄海海战 
• 威海卫海战 






李鸿章

 
李鸿章
出生 1823年2月15日 中国安徽合肥

逝世 1901年11月7日 中国北京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目录
• 1 生平简介 
o 1.1 少年科举 
o 1.2 中年戎马 
o 1.3 壮年封疆 
o 1.4 晚年洋务运动 
o 1.5 签订不平等条约 
o 1.6 哀荣 
• 2 诗词 
• 3 评价 

生平简介
少年科举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
中年戎马
咸丰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被誉为“中兴名臣”。
壮年封疆
李鸿章后来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官封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兵权在握，成为“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大力发展洋务。
晚年洋务运动
执掌北洋水师，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甲午一役战败，北洋舰队覆没，李鸿章一语“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签订不平等条约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击败。李氏授命赴日本春帆楼媾和，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罪名，从此闭门谢客。但亦有人认为，依照当时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强势主导下的谈判情况看来，已经算是损失最少的状况了。后贬任两广总督，八国联军后奉命北上收拾残局，签订辛丑条约。签约后不久去世。据称去世前俄国公使还逼他在出卖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他已说不出话来，只得默默流泪。
谢世时留下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但去世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量。
哀荣
两宫“哭失声”，孝钦显皇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原籍和立功省建祠。京师 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诗词
有《李文忠公全集》。
评价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一直被认为是“卖国贼”。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老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正面的评价。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位极人臣，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左宗棠对他的评价是：“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自己的作为曾有以下评价：“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丁汝昌
丁汝昌（1836年11月18日—1895年2月12日），原名先达，字禹廷，也作雨亭，号次章。生于安徽庐江县。清朝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因家境贫穷，只读过三年私塾，十岁即失学。1854年太平军攻克庐江，丁汝昌即参加太平军，1861年安庆被围困，丁汝昌后随部投降湘军，在攻占安庆中立功，升千总。1862年编入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与太平军作战，因作战英勇，被刘铭传选入铭字营。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丁汝昌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丁汝昌致书刘铭传抗议上级拟裁自己部属，刘铭传大怒欲杀之，丁汝昌得知消息，驰归故乡，得免杀身之祸。
1875年李鸿章负责组建海军，丁汝昌前往投靠。李鸿章考虑丁汝昌与刘铭传有隙，不宜再回湘军，决定让他参与海军组建事宜。1880年，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官兵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巡洋舰回国。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丁汝昌率北洋水师舰船开赴朝鲜，擒获朝鲜太上皇李是应，使日本干涉朝鲜计划落空，防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获奏赏。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丁汝昌任提督。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帝情绪激动，政府所令既要寻战，又要守口。不懂海军事务的政府官员不断攻击丁汝昌消极避战，从而达到攻击李鸿章的目的。9月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水师主力护送陆军增援朝鲜驻军，18日返航时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日本舰队，双方发生黄海海战。海战中，丁汝昌在旗舰“定远”舰飞桥上指挥，被炮火所伤，事先却因疏忽忘记指定旗舰指挥不灵后何舰继任，使得北洋水师各自为政。经过5个小时鏖战，双方各有损失。
其后丁汝昌受李鸿章之命坐守威海卫。他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结果成了“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登陆丁汝昌拒绝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劝降，随后，日军从陆路攻克威海陆上炮台，海陆合围北洋水师。炸毁旗舰“定远”，2月11日他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北洋水师余部投降，全军覆没。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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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
 
刘铭传（1836年9月7日，道光十六年生－1896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逝世），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西乡人（今肥西县），是中国清朝末期的一位将军和大臣，是淮军重要将领，台湾省首任巡抚。
刘铭传出生穷苦，11岁丧父，生活极为艰苦。18岁时放弃读书，落入江湖，曾一度上山做强盗。1856年他的母亲因为受牵连自杀。刘铭传还乡做团练。他曾一度想加入太平天国，但没有这样做，同时他一开始也反对清政府积极对抗太平天国。1857年刘铭传拒绝当时合肥知县的求救而被捕，此后不久又被释放。从此他投靠李鸿章的淮军开始加入对太平天国的战争。1864年刘铭传所率部队攻克常州，俘虏陈坤书，被因此晋升为直隶总督。1867年刘铭传因对捻军作战有首功，被封为一等男爵。
刘铭传在北京做官时与其他官僚相处不和，因此他辞职或被免职还乡。他在家乡进行了一些建设工程（如创办肥西书院等），修祖祠。
1884年中国与法国因越南的战争爆发，而使得刘铭传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台湾。刘铭传在台湾时多次击败法军登台的计划，在沪尾大捷中最终使法军放弃了登台的计划。1885年清廷将台湾从福建分离出来建立台湾省，刘铭传任巡抚。到1891年为止刘铭传在台湾设立防御措施，整理军备，同时也在台湾开发和建立了许多基础设施，他督台期间台湾的第一条铁路开通，台湾与福建之间的第一条电缆被铺设，此外他还建立了电报局、煤务局、铁路局等一系列管理机构。为台湾近代化的先驱。但是刘铭传的新政并没有考虑到官吏的廉洁以及台湾本身财政负担的问题，导致台湾省财政负担大幅增加，官员贪污频繁，以及人民的反抗。1889年彰化就曾经因为清田赋问题而爆发“公道大王”施九缎的叛乱。
1891年刘铭传告老还乡，由邵友濂接任。1896年底病逝于故乡。著作有《刘壮肃公奏议》、《大潜山房诗稿》。
前任：
刘铭传(福建省巡抚) 台湾省巡抚 
1885-1891 继任：
沈应奎(以台湾布政使代巡抚)








邓世昌
 
邓世昌（1849年-1894年），原名永昌，字正卿，祖籍广东番禺，中国近代著名海军将领，被称为民族英雄。

2. 大同矿务局成立于那年那月？

山西号称有八大矿务局：从北到南依次为大同矿务局、轩岗矿务局、西山矿务局、汾西矿务局、阳泉矿务局、霍州矿务局、潞安矿务局、晋城矿务局。轩岗破产被大同矿务局兼并，联合晋北一些地方煤炭企业组建了我国煤炭航母——大同煤矿集团

3. 分析民国初时期各方势力关系

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如下：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备，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个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备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

4. 急需《詹天佑》的写作背景

没有找到,只有资料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 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5. 大同市矿务局局长是谁 什么背景啊？

没有局长 现在是吴永平董事长

6. 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发展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发展比较突出，经济实力明显增长；英、法、美等国则先后出现停滞局面。二战蓄势待发。

7. 詹天佑的社会背景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 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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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整合与裁减晋军
    从晚清地方军事势力的兴起，到民国的初创，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由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湘军、淮军兴起后，各省督抚在地方既掌兵权，又握民政，形成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权力一元化局面。辛亥革命以后，地方与中央抗衡之现象，并未因清朝之灭亡而有所改变，中央与地方权力之纠葛，仍然被认为是新成立之民国政府所面对之第一大问题[1]。在民国成立之初最先独立的15个省份中，由军人担任都督的比例高达70%。这些都督继承了原先省政权力一元化的传统，集全省军政、民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对抗中央的强大地方合力。
    袁世凯当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新整合的问题日益突出。为强化中央权力，在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名分下，袁世凯试图重新建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这与主张地方分权的各省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二次革命前，由于反对集权中央的各省地方势力的抵制，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非常缓慢。而二次革命的爆发，正是主张地方分权的各地方势力与主张中央集权的袁世凯之间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二次革命后，胡汉民等国民党诸领袖亡走海外，国内反袁集权中央的呼声一时销声匿迹。为彻底削弱各省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军权，袁世凯一方面对非袁派省都督加以撤换，一方面采用“军民分治”的办法，来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1913年12月，袁世凯下令增设“护军使”一职，意在“分割省级军政长官的权力”[2]。此后不久，他又撤销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明确规定:一切军事要政均由该办事处呈其定夺。1914年6月30日，袁再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而于北京设立将军府，原先都督改称将军，只负责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仅为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出代管当地驻军的指挥官[3]。在都督改称将军之前，袁还拟下令将地方军队管辖权划归民政长，并授意肃政使俞明震提出军民分治与军民长官不同的建议。1914年5月，北京政府正式公布省、道、县官制，将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并明确规定巡按使可兼管辖巡防营和警备队[4]。当时，各省巡按使公署内均附设军务厅，军务厅内设厅长1人、厅内分置军务、军需、军法各科。很显然，袁氏以巡按使改民政长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旨在用文官兼管军务的办法来限制地方武将的权力，从而达到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监管的目的。
    袁世凯以“军民分治”之法，加强纵向集权中央的措施，对民初山西军政格局的形成及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而其以巡按使管辖巡防营和警备队的措施，更是有效限制了晋军的扩展，初步实现了其控制山西的目的。太原起义前，山西军队为清陆军43协，下辖85标和86标。阎锡山时任86标标统。太原光复后，山西成立军政府，阎被推为山西都督。1912年阎锡山经袁世凯正式委任都督要职后，按照北京陆军部核准，将山西陆军整编为1镇2协4标。不久又镇改师、协改旅、标改团。该师被称为山西陆军第一师。编制上，全师下辖2个步兵旅，各旅又分辖1个步兵团。这次山西军的整编是民国后晋省省防军的首次统一。另外山西还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和工兵、辎重各1营。二次革命期间，由于阎氏支持革命党人，反对中央集权，袁世凯立即着手控制山西军队，下令将山西陆军第一师改为中央陆军第九师。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着力加强中央军权，阎锡山虽仍保有山西都督一职，并于1914年6月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同武将军”[5]，但其实际权力则因军民分治之策的推行已大不如前。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后，袁世凯又以心腹金永为山西巡按使。金永上任后，既抓民政，又抓武装，并率警备队11营，旨在“监视阎氏”[6]，以分其权。金永兼任山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时，其控制的警备队分驻晋南、晋北及太原等地，大有与阎管辖的山西陆军相抗衡之势。各地的警备队“名义上为绥靖地方，实际上是和陆军取敌对状态”[7]。面对来自北京中央的咄咄逼人之势，阎锡山为求自存，遂采取“附袁固位”的方针，以“裁减晋军”为手段，应付来自中央的压力。1914年9月至1915年7月间，阎所能控制之山西陆军已由原来的第九师改为中央陆军第十三、十四混成旅，既而又由两个混成旅缩减为两个混成团。兵力总计已不足7000人[8]。
    客观上讲，民国初年，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国内存在一股要求建立统一而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诉求。在这股政治诉求的推动下，袁世凯通过军民分治之法，加强中央对地方纵向集权，并不乏合理之处。尤其是如果能通过建立统一而集权的中央政府，来实现强国富民，并由此而摆脱列强压迫的局面，应该说，集权中央在当时是一种较为适合国情的政治设计。但是袁世凯追求的这种中央集权，却是以实现其帝制专制下的个人集权为最终目的的，这不仅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违背，而且也遭到当时包括地方势力在内的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事实上，袁世凯的帝制选择正是促成其集权措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过，袁氏集权中央的措施，确实对抑止当时初露端倪的地方势力及其扩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其加强中央军权的措施也使地方势力及地方军队的扩展受到严格限制。袁氏的病亡，为各地方势力的兴起打开了方便之门，阎锡山也由此开始了其统一山西军政大权的步伐。
    二、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与晋系的三次扩军
    袁世凯死后，民国进入所谓的“军阀混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实际是不统一，是分崩离析”[9]。在北京，分裂中的北洋系曾试图“结成一个集团继续它在国家政治方面的统治”[10]。但是，在维护统一和集权分权问题上的分歧，使北洋军阀最终走向分裂。分裂后的北洋各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霸权，展开了长期的混战。从1916年到1928年，皖、直、奉各系先后控制北京中央政府，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政府首脑更换了9次，内阁则平均一年改组两回。12年间，共有26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17个月，而最短的仅两天。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断变动，先后有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军政府制等变化。
    中央政权的式微及中央权威的不断弱化，使非北洋系的各省与北京的联系也越来越疏远，这直接导致与派系分裂相伴随的地区分裂的产生，由此而使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进入到近代以来最为混乱的时期。当时，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极度混乱，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另一方面，为谋求所谓的统一，所有控制过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派系，均以各自集团利益得失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选择战争作为其解决中央与地方间冲突的主要手段。
    中央政权稳定性的缺失及北京中央对地方反对势力的军事主义，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呈现极其复杂的局面。这客观上为晋系的形成及晋军的扩充提供了契机。袁世凯死后的1916-1917年，北京政府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突出地反映在所谓“府院之争”上。在山西，阎锡山积极支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并借中央政权混乱之机收回山西军政大权。张勋复辟期间，阎大力支持段祺瑞“讨逆”，并派军参加段组织的“讨逆军”。讨伐张勋战事刚刚结束，阎锡山即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山西省省长[11]，阎遂趁热打铁，对晋军进行了第一次扩充。
    晋军第一次扩编主要集中在1917年秋冬这一时期。阎锡山在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与山西巡防营警备队的基础上，扩充晋军为4个混成旅，12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4个炮兵营、1个机枪营、1个工兵营、1个卫生营、1个卫队营和1个宪兵营[12]。总兵力达2万多人[13]。考虑到阎锡山在“府院之争”及征讨湖南时对段祺瑞的支持②，当时北京政府对这次晋军的扩编基本予以默认。
    晋军的第一次扩充是在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的情况下，通过支持皖段势力争夺中央霸权的过程实现的。阎锡山在这次扩军中对晋军将领的安排和调整，基本上体现了其个人意志，阎由此而真正掌握了晋军。总结这次晋军成功扩充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中央政局混乱及中央对地方强控能力不足；其二，基于自存这一共同目标，北京中央与山西地方之间的依赖性加强；其三，在中央的支持下阎锡山于扩军前实现了对山西军政大权的统一。这次晋军的成功扩编是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势力形成的重要标志，它对晋系集团此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由此奠定了晋系及晋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
    晋军首次扩充后，晋系在坚守“孤立主义”的同时，一方面与皖系控制下的北京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则专注地方建设，推行用民政治。山西一度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截至1923年，山西军队比中国其它大多数省份的军队人数都少[14]。但是，皖直战争后，直系逐步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直系势力达到顶峰。为推行中央霸权，改变袁世凯后的弱中央局面，吴佩孚承袭袁氏的武力统一政策，开始加强对非直地方势力的控制与压榨。对于晋系，直系不仅无休止地让山西提供军饷，甚至还要撤阎锡山的省长之职[15]，晋直由此而交恶，双方矛盾逐步激化。直系当政时期，晋系与北京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一直处于低潮。
    第二次直奉战后由于各方矛盾重重以及段祺瑞政权缺乏政治军事实力，北京中央政府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中央与地方关系更趋紧张与恶化。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因矛盾激化都忙于扩编，以应付时局的变动。阎锡山见时机有利，也不甘落后，决定再次扩充晋军。
晋军第二次大扩充发生在1924年到1925年间。晋军第二次扩充后，原先的4个混成旅扩编为12个。1925年阎锡山又将晋军整编为2个师。晋军由原先的2万人增至4万余人，实力得到显著增强。
    晋军第二次扩充期间，新成立的临时执政府因实力有限，并不具有统驭政局的能力，其名义上的正当性也受到各地方军事势力的藐视。而在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有统一全国的雄心[16]。是时，北方政局的发展，政治上以召开善后会议为主流，军事上则陷入军阀间的大混战。当时所谓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处于“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迷惑国人”[17]的局面。1926年4月间，段祺瑞执政府由于自身缺乏实力支持，气在各军阀派系势力冲突下覆亡，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18]，而北方军阀间的大混战，也于北伐前后逐步发展成为奉、直、晋联合讨冯的战事。晋系本来向守“孤立主义”，此时参加讨冯战事，实为形势所迫。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始崛起。从地域分布上看，冯军占领着直隶的一部分，以及河南、陕西、甘肃、热河、绥远和察哈尔，对山西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兵力五倍于晋军的冯军，还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以及反阎的续桐溪军秘密联合，欲图山西。这使晋系加入奉、直反冯同盟成为必然。晋系参加反冯战事，是在中国实际处于无中央政府的背景下进行的。阎锡山的初始目的自然是为保存山西地方利益，不过随着战局的扩大，这次战事反为晋军开始第三次扩充提供了机缘。
    1926年9月，晋军攻占绥远后改称晋绥军。自1926年秋至1927年山西易帜前夕，阎锡山对晋军进行了第三次扩充。晋军的这次扩充是晋军有“军”一级编制的开始，扩编后晋军分为8个军、17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1个警卫旅、8个炮兵团。同时，这次扩军还收编了国民军第三军及西北军第六、第八军等，晋军实力大增。
    从1917至1927年的10年中，阎锡山先后借机三次扩充山西军队，至1927年6月山西易帜前，晋军已崛起为华北地区一支不容忽视的地方军事力量。当时，晋军发展计“十三个师，约十三万人”[19]。
    中央政权稳定性的缺失及中央对地方采取军事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军阀混战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由于中央权威合法性受到广泛怀疑，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控制和约束不具有任何效力，这使地方势力的政治军事行为变得为所欲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军才能在短短十年中，从一支不足7000人的省防军，经过三次扩充，发展成为雄霸一方，拥兵十几万的地方军系。至北伐前，晋系已经成为一支可以影响中国政局发展走向的重要地方势力。
    三、南京政府地方政策的调整与晋系第四次扩军
    北伐开始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南方，旨在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北伐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至1927年初，北伐军已顺利进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北方，各军阀势力经过天津会议，形成了以奉系为中心的暂时“联合”，但是，1927年春的河南战争却使这一联合迅速走向解体，吴直自此从军阀的行列中消亡，奉军已经到了不得不与北伐军兵戎相见的时刻。与此同时，晋军的崛起及晋系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使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决定加大其对晋系的工作力度。
    1927年1月，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武汉国民政府于3月11日予以批准，并颁发了委任状。武汉政府的这一作为，自然是为了求得晋系势力对其军事北伐的支持。
随着政局的进一步发展，晋系的“等距离外交”开始发生变化，最终选择拒绝“北洋军阀之威迫”及“武汉政府之委任”[20]，加入了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晋系易帜后不久即发动对奉军事攻击，晋奉之战中晋军损失万余人，但其意义重大。到次年二次北伐开始时，晋军前后共牵制奉军20余万，有利地支持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军事统一。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南京中央政府在这次会议上，通过承认地方实力派的实际利益，换取了新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会后，代表中央军系的蒋介石联合冯系、晋系、桂系，发动了对奉张势力的二次北伐。按照南京中央对北伐军事的统一部署，晋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改编后，晋军共计11个军，约15万人[21]。兵力略有扩充。
    二次北伐是晋系等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合作的一次典范。战争结束后，晋军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市。同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中央政府，全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
    为了进行二次北伐，南京国民政府团结冯、晋、桂三大地方军系一致对奉，并在战争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与各派系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了全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北伐硝烟一散，南京中央政府即着手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削藩策”，并力图通过裁军，来达到削弱各地方军事力量的目的。于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
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在原则上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由于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消除地方势力的影响，南京政府遂首倡裁军，于1929年1月1日，召开国军编遣会议，试图通过整编全国军队，削除地方实力派的兵权。各地方领袖对中央裁军的目的自然十分清楚，而剔除兵权是各地方实力派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当双方间的这一冲突无法通过编遣会解决时，战争就成为各方可以选择的唯一有效手段了。
    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的爆发及失败，使阎锡山认识到，南京中央政府的“削藩”之策迟早会轮到晋系。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蒋唐战争期间，晋系一方面明确支持中央讨伐地方派系，一方面则暗自为随之而来的大战做扩军准备。
    桂系和冯系战败后，阎锡山于1929年6月开始对晋军进行第四次大扩充。晋军第四次扩编后，共计10个军、4个保安纵队(中原大战时全部改为军)、1个骑兵军，1个炮兵司令部，另有工兵10个营、辎重兵10个营，各设专职司令[22]。全军总兵力约20万人[23]。至此，晋军的发展达到其历史上的最强盛时期。这次扩军后不久，即爆发了以晋系为首的各地方势力联合以武力对抗南京中央政府的中原大战。
    从晋系易帜到中原大战，在短短3年中，晋系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晋系易帜固然有地方势力政治投机的嫌疑，但南京中央对晋系的态度则起到更为重要的影响。二次北伐正是晋系等地方势力支持南京中央政府军事统一政策的具体表现。不过，北伐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却又使各地方势力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埋下了国家再次分裂的祸根。晋军第四次扩充正是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地方势力，在南京中央政府调整权力结构加强中央集权的背景下，为应付中原大战而做出的军事选择。很显然，南京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力度，是为实现北伐和统一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二次北伐后中央政府以裁军来加强中央集权，则是南京中央为保证军令政令统一而实行的基本方针。由此可见，中央对地方政策的转变，是这一时期影响晋军扩充和晋系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四、结语
    纵观1912至1929年晋军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受各种因素影响，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袁世凯当政时期，袁氏以军民分治之法及巡按使管辖巡防营和警备队的措施，加强中央军权，有效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分裂及地方军队的发展，强大的北洋军事压力下的体制整合，使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尚在形式上表现为规范化道路上的发展。而军阀混战时期，中央政权稳定性的缺失及控制中央政府的各派系坚持的军事统一主义，使各地方势力坚信只有发展地方军队，才能有效保持既得利益，而这直接导致地方军系的膨胀发展，及中央与地方离心力的加大。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首先致力于统一全国，在北伐的旗帜下，中央政府积极调整其地方政策，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互动关系呈现难得的协和一致。北伐中，中央军系与地方军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北伐后，为消除来自地方势力的威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南京政府开始尝试把地方军队的发展纳入到国家法制化的轨道，这一策略的转变使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再度紧张，并最终选择战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战前各地方军系的再次扩充，基本上都是围绕战争这一主题展开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及中原大战均以中央军系的胜利而告终，此后各地方军系的发展都呈现出新的特点，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