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货币是什么样子的

1. 三国时期的货币是什么样子的

曹魏
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

孙吴
孙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丰富，人民亦较富裕，但孙权实行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几个品种。到头来是官民交困，财政极度亏空，国基不稳，最后走向灭亡。

蜀汉
蜀汉地处巴川，自然地理条件均优，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刘蜀所铸钱币亦有悖民意，亦先后铸了一些类似孙吴的虚值大钱，庶民多不乐用，后不得已改铸实值钱以平民愤。即使想方设法整治币制，最后还逃脱不了失败亡国的命运。

2. 历史三国用什么钱币?

公元220年，曹丕建立曹魏政权。曹魏初期，曾一度废钱不用，交易皆用谷帛。至魏明帝太和元年，五铢钱复铸。曹魏五铢直径常20毫米左右，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铢字的金字旁多为半个。  与魏相比，吴、蜀的钱币铸造则非常复杂，且多为大钱。蜀国铸造的钱币有：直百、直百五铢、犍为五铢等。其中，直百五铢钱文顺读，四字皆篆体，穿上下分书直百，左右书五铢，面背肉好，且均有廓，钱背多见模铸或镂刻的文字符号。直径26-28毫米，重8-9.5克。之后，该币出现减重钱，轻且小。犍为五铢是直百五铢的一种，钱背穿左处有一阳文为字，系蜀国犍为郡所铸。犍为郡属益州，地处蜀国通往国外的西南交通要道。  吴钱作价很高，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等。东吴皇帝孙权在嘉禾五年，开始铸造大泉五百，该钱面文旋读，面背皆有内外廓，有合背钱，且形制、大小有差异。其面文书体效仿新莽大泉，但并非一层不变，该币的泉字中竖不断。通常直径为29毫米，大者重12克，越往后其分量越轻。在孙权赤乌元年，开始铸造大泉当千，以供铸造发行了九年，该币面文旋读，四字皆篆体，形制与大泉五百相同，大小各异，通常直径38毫米，重约14.5克，小的相当于一枚汉五铢，一枚大泉当千可以当五铢钱一千枚。大泉二千也是孙权赤乌元年至九年所铸的大钱。此钱直径33毫米，穿宽12毫米，面文旋读，四字皆篆书，面背均有内外廓，一枚大泉二千可以当五铢钱两千枚，是继王莽后最大的虚值钱。

3. 三国货币史：三国时期的货币种类有哪些

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
孙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丰富，人民亦较富裕，但孙权实行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几个品种。到头来是官民交困，财政极度亏空，国基不稳，最后走向灭亡。
蜀汉地处巴川，自然地理条件均优，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刘蜀所铸钱币亦有悖民意，亦先后铸了一些类似孙吴的虚值大钱，庶民多不乐用，后不得已改铸实值钱以平民愤。即使想方设法整治币制，最后还逃脱不了失败亡国的命运。

4. 三国时期的货币之战

孙吴虽然统治着江南，但是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孙权对江南豪族并无控制权。豪族们都有自己的军队，父子相承。孙吴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而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打算以货币形式打击对手。
  
 第一次是建安七年，所铸的钱被运往曹魏。
  
 孙权打算利用江南铜矿量多的优势大力铸钱，以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重四克的“大泉五十”并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铢钱。
  
 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五十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
  
 结果出乎预料，曹魏并不认可这样的比例，只得以1比1的比例兑换。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购买物品。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止。孙权回收所有的大泉五十进行重铸。
  
 孙权偷鸡不成蚀把米。
  
 有人说认为孙权应当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这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但是由于这些贸易权都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孙权并不能为所欲为。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被运往了蜀汉。当时吕蒙刚刚打败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运来了一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这些钱重比当时蜀地的钱质量更佳，于是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诸葛亮不得不下令，禁止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这一局货币较量，蜀汉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孙权在246年第三次铸币，并运往蜀汉。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蒋琬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带着孙吴的钱到孙吴的地盘购买粮食物资，捞了些实惠。随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又用这些赚来的直百五铢到蜀汉去购买粮食。还试图用这些钱购买江南本土的铁矿，引起江南豪族的反感和抵制。最终只能将这些大额货币回炉重铸。孙吴的货币计划再次失败。

5. 三国时期的货币战是什么样的？

古人拥有一些我们难以想象到的政治和经济智慧，其中就包括货币战的思维。客观来说，尽管古人对于货币的理解并没有今人那样深刻，但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古人已经将他们能想到的发挥到了极致。
秦王扫六合，建立了统一的货币体系，将"半两钱"推行到了六国，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汉承秦制，但币制却没能直接的继承下来，反倒改革的相当频繁。
吕后推行"八铢钱"，汉文帝允许私人铸币，景帝又收回铸币权，禁止民间铸币，再经历"郡国五铢钱"、"赤仄五铢钱"，终于确立了"三官五铢钱"为汉朝官方流通货币，并一直沿用。
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分崩离析，货币这种需要强大信用后盾的事物就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危机，在三国时期甚至产生了一场"货币贸易战"。

（秦半两钱）

这个故事要从刘备入川时激励将士们的一句话开始说起：刘备白手起家，夺益州之前，曾和将士们约定："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意思是如果打下益州，那么益州府库里边的财宝，我一分不取，都是大家的。话说得容易，等到刘璋打开成都城门，出城投降后，刘备的将士们果然都放下了兵器，直冲成都府库，拿了个一干二净。
益州本来就地方偏僻，发展的比较缓慢，再加上将士们这么耿直，直接导致刘备没有军费了。

这个时候刘巴提了个建议：1.把现在的五铢钱重新铸造，改为重量变为原来的三倍（约现在的7克），价值抵原来100倍的钱（这种刘备重新铸造的钱即直百钱，字面意思，值原来的一百倍）。2.官府出面，稳定市场，使这种一百倍的钱——直百钱得以正常流通（公元214年）。
这种制定规则的人参与游戏的情况实属少见，刘备用自己手里的刀剑完成了这项政策的推广，从而获得了无限购买益州地区军用物资的能力——"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但我们也没必要觉得刘巴这个人有多聪明绝顶，三国时期，刘备还真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第一个尝到甜头的人是谁，后文会讲到。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候的修改货币体系，对底层百姓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中国古代自给自足式的生态，底层百姓的购买力十分有限，存款不多，几乎用不上直百钱。但是对于富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

（直百钱：背面是一个"为"字，相传是诸葛亮写的）

刘备算是尝到了更改游戏规则的甜头，东吴却表示很受伤。三国时期，蜀吴联系比较紧密，经常携手对抗魏国，在地理上也比较接近。所以蜀国经常会使用新的直百钱，在东吴购买物资，直百钱流通到了东吴来，而东吴使用的的货币还是——五铢钱（2克）。

于是，东吴大量的五铢钱流通到蜀国，三四枚放在一起重铸之后，面额翻了一百倍，变成了直百钱，回过头来又来东吴买东西。这样一来，东吴的五铢钱越来越少，和物资一起流向了蜀国，这也是经济学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理论。直百钱是五铢钱三倍重量的铜，价值翻了一百倍，傻子才继续用五铢钱。
孙权的财政状况本来和刘备就是"难兄难弟"，吴国所处地的经济状况可不是蜀国所能比的，江南地区非常繁荣，历来都是粮食、猎物、海鲜、珍珠等硬通货产品的重要产地，民间非常有钱，张、顾、陆、朱四大家族比孙权都有钱。在蜀国这种来势汹汹的"撒币"进攻下，孙权也开始在钱币上鼓捣起来。

既然铸造大钱可以无限的刷民间物资，他刘备能干的事儿我为什么不能干呢？孙权说干就干，铸"大泉五百"，重20g，字面意思，抵500倍的五铢钱（公元236年）！孙权用这翻了500倍的钱，从民间购铜，然后再铸钱，再买，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财富自由"，不用再受制于四大家族。而且五铢钱的贬值速度比蜀汉还要快！这下变成了蜀汉的物资流向东吴了。

（孙权铸的钱：大泉五百）
蜀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继续加大货币的面额，而是开始减少重量！民间连铜做的床架子都拆了，全拿来铸钱！本来是7g的铜，值100钱，7g减少到0.5g！一样值百钱！并不是不想再轻，只是因为0.5g铸成圆形已经接近当时工艺的极限了，薄薄的一片根本刻不上字，又脆边缘又锋利，甚至都能当暗器用。这样的钱确实不中看，但中用！蜀汉的直百钱又翻了十几倍，东吴的物资还是往蜀汉流。
孙权简单粗暴，"大泉五百"不顶用，那就"大泉当千"，抵1000倍（公元238年），并继续发行"大泉"系列，"大泉两千"、"大泉五千"！搞得老百姓手里全是"钱"，找都找不开！
这样激烈的贸易战，导致吴蜀两国的经济很快就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恶性的通货膨胀给老百姓日常交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于是老百姓纷纷开始不买账。公元246年，孙权废止大钱，吴蜀两国的大钱在吴国都难以继续流通。蜀国则在诸葛亮的尽心经营下，勉强维持。但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益州疲弊"。事实上，在诸葛亮的经营下，蜀国的经济并没有崩溃，一直在艰难的支持。清代学者王夫之评价诸葛亮"财不足而唯公足之"。

在这样混乱的货币交易中，为什么三国之一的魏国，却游离在外？原因自然不是和吴蜀关系不好，而是这种改变货币交易体系的游戏，魏国已经玩过了。
董卓乱洛阳迁都时，财政就已经很不宽裕了，他也下令铸过"小钱"（公元190年），董卓铸的"小钱"用铜非常少，字都刻不上去，老百姓戏称为"无文钱"。尽管这么省，董卓手里的铜还是不够用，虽然没有到后来刘备这种拆床架子的地步，但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成的12个铜人，也都被董卓给熔炼铸小钱了。
董卓铸的小钱迅速流入市场，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董卓铸的小钱，用料非常少）
公元208年，曹操担任丞相，看见这种民不聊生的局面，下令废止小钱，重新开始流通五铢钱，这个决策在三国史上是统治者们为数不多的非常英明的决策之一。百姓很快稳定下来，安居乐业。
曹丕登基后，公元221年，曹丕急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下令废五铢钱，改为谷物和布帛作为交易的"货币"使用。这样的作法其实很好理解，此时大量的蜀吴产劣币已经进入了魏国的市场，物价飞涨的危机也在魏国出现。曹丕这么做是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干脆不跟你们玩了，我重新搞一套货币体系。

但这种方式很快也体现了它的弊端，"钱废谷用即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老百姓不傻，聪明人很多，蜀吴可以越铸钱越轻，我就不能搞点手段么？于是谷子越来越潮，越来越重，布越来越薄，分量越来越小...
公元227年，曹睿登基，赶紧停止这样的乱象，重新恢复五铢钱，并一直坚持了下去，虽然面临了比较大的经济压力，但好在死扛也扛得住。

这使得魏国国内市场一直稳定，百姓也乐的安稳，安居乐业，诸葛亮出祁山后，发现百姓在魏国的统治下"不思汉"，与魏国市场的稳定有很大关系。
三国看似风云激荡，人才辈出，但战争的背后，离不开经济的支持，蜀国最先开始铸"直百钱"，东吴紧跟，曹魏死扛，东吴之所以紧跟，曹魏之所以能死扛，这些措施和国内的经济实力是紧紧挂钩的，蜀汉后期的"直百钱"越铸越薄，若是诸葛亮再多活几年，恐怕也无力回天。联想到这些，三国最后一统于由魏而生的晋，也并非偶然了。
参考资料：
《三国志》
《中国实物货币通论》张有直
《东汉长期通货膨胀》陈彦良
《试析三国时期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牛宏成

6. 三国货币的钱币流通

在我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竞相铸钱，铸钱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当时曾经把铸钱用的原材料——铁，拿出来“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可见钱币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当时人们的思想认为钱能操纵人的命运，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贪财如命。晋武帝卖官，钱入私门。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碓，替别人舂米取酬，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可见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可见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国统治阶级爱钱，唯钱是求，后世称为“钱鬼”。而这些也影响了社会上的人，金钱支配了人们的交往、言谈、行事等等。我国古代用谷物、布帛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种情况早在西汉就已出现，东汉时更加盛行。到我国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突出了。

7. 三国货币的介绍

三国货币：魏、蜀、吴三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势。

8. 三国货币的经济与钱币流通

三国时期刘备的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故社会经济比北方发展较快。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北伐曹魏之始，诸葛亮又先后在汉中一带实行屯田制度，不仅减少了军粮运输，也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特别是成都的织锦“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其兴盛景象可以想见。孙吴所在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起步较晚，故最为落后。但由于这里战乱较少，加之北方人民大量迁居江南，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吴国建立前期又大力推行屯田制度，遂使耕田面积显著扩大，耕作技术和农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魏国创立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生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这是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合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