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什么样的人

1. 陶行知是什么样的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
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又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 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在长期的艰难跋涉中，陶行知逐步认识到，不改造旧中国黑暗的政治，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中国的文化教育。因此，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发表了《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这一思想，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是精髓相通。由于思想上的一致，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一边，成为周恩来所赞誉的“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并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办了各类新型学校。这位被人们尊称的“当今圣人”，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 　　
    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毛泽东送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领导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毛泽东 　　
	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客。—— 周恩来 　　
	万世师表。—— 宋庆龄 　　
	当今一圣人。—— 董必武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郭沫若 
外国人士
　　“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泰戈尔（印度诗人、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 　　
   “陶博士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纪念陶行知博士》 　　
    “……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苦人民办夜校和各种中心。他开展'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这样连锁下去，对于1927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个政治的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农村复兴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用的现成的学校制，陶行知发现中国的普通群众只能就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和车间所在地受教育；在哪里聚居，就在哪里学习。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使他成为极不寻常的同情于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　——费正清（美国学者）《伟大的中国革命》 　　
    “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计宣传出去，使全世界人知道。” “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　——克伯屈（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在晓庄学校的演讲词》 　　
    “陶博士的主义与理想是世界性的，……他的事业对于世界历史中的进步传统具有巨大的贡献。陶博士是我们这个紊乱霸道的世界经过多年所产生的少许文化人物之一。世界上像陶博士一类的人物实在太少了。”　——傅理曼（美国学者）《悼陶行知》 　　
    “一代伟人，名扬千古，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　——布莱恩·库朋（美国东南联合大学副校长）《给重庆社会大学纪念陶行知诞辰110周年大会的电文》 　　
   “我从事研究陶行知三十多年，我体会最深的，一是陶先生人格的伟大，二是陶先生教育思想的卓越。他为大众争民主、争自由，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应该是这样一条道路。我从陶先生身上受到鼓舞，陶行知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模范，我们应该学习他。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斋藤秋男（日本教授）1984年纪念陶行知的文章 　　
    “这篇文章（指陶行知的《大众教育运动》）对我们印度是很有用的。”　——甘地（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对的评价》 　　
   “陶博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得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愿意贡献出他所能为社会作最大服务，在实际工作上教育他们，鼓舞他们。他是目标明确、行为笃实、生活刻苦自励的活的融合体。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知道中国的真正需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勇敢果决的为大众教育、为民主的组织与实践奋斗终身。”　——文幼章（加拿大博士）《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 　　
    “我一直引以为豪，曾经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我曾经多次跟朋友讲起，我在育才这段时间的学习与生活，特别是告诉他们，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时期里，中国民主人士、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育才、培养幼苗的故事，他的为人、道德、品格，甚至名字的意义，……这是我对陶行知的敬仰、爱慕，对老师和同学的感情，念念不忘的恩情。”　——胡慕罗（越南河内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回忆陶行知与育才》 　　
    “陶先生的死，显然是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不只是他手创的生活教育社与育才学校的损失；海内外教育界的损失；整个民族国家的损失；尤其是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实现民主、团结、和平战斗阵营中无限巨大的损失。”……“他创造了生活教育颠扑不破的理论体系，他反对过去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他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并且反对由上而下的‘训’育制度；他主张跟人民学习，跟小孩学习；他主张教职员、学生、校工一律平等，他更主张中国人民大众要过民主生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尤其是对国家民族的正义感与为人民大众谋利，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精神，是值得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所敬佩。愿他的精神永远生活在每一个活人的心里。”　——杨静桐（菲律宾华侨）《悼陶行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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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知行是一个怎样的人？

陶行知原名陶文章，青年时期因受我国明代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影响，改名为陶知行。后来，又改名为陶行知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

3. 陶行知是一个怎样的人？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有最高的道德修养，他有最高的理想，他批判的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了一整套教育理论，并且以最大的魄力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绩。他的品德、修养和理论都值得学习和继承。 ●陶行知是坚强的民主战士 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大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陶行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委员，他为争取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著名民主人士、学者李公朴（育才学校副校长）和诗人闻一多被蒋介石枪杀。有消息说陶行知已被列入暗杀名单，陶说：“我等着第三枪”，结果因疲劳忧愤而死。（在这之前的1936~1938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之托，周游26个国家，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宣传各种抗日主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陶行知是诗人 陶行知创作的诗歌的特点是大众化。他的诗是为广大群众而写，他说要老妈（没有文化的老人）听得懂才能称及格。他的诗有许多都谱成歌曲，如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手脑相长歌。 ●生活教育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就是指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 1、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 2、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 3、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 4、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 5、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 首先应理解：“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做作的与人无关的教育。” ●理解 人接受教育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书本知识（间接的，包括听讲），一种是直接的，即从实践获得的。生活教育包括这两部分，并没有把读书排斥在生活之外。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是一个大概念，所谓“生活”，陶行知说生活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一切活动都是生活，教育也是生活。 ●关于“生活即教育”和“教育即生活” 生活教育是陶先生全部理论的一个总概念，因此他不止一次的做了解释。 “生活教育”这一概念是陶先生的老师杜威提出来的，但意思完全不同。杜威提出的是“教育即生活”，而陶先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 “生活即教育”是从书本的到人生的。 ●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这是陶先生杰出的创造。 “教学做合一”的确立 1、陶行知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中国教育有改革之必要，当时就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 2、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辩论两小时未能通过。 3、“五四运动”爆发，陶先生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南京高校受此影响一律改为教学法。 4、两年后，教学做的理论成立，最终确定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 ●比较“教授法”和“教学法” “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首先是由教书，到教学生，再到教学生学（更主动），用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贯彻在实践中去。 ●过去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和将来的教育

4. 陶行知是个怎样的人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5. 陶行知是一名怎样的人?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6. 陶行知是一位怎样的人?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7. 陶行知是什么人

陶行知先生简介：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1946），陶行知原名文�，后改知行、行知，安徽省歙县人。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执行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国难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主张采用“小先生制”，实行“即知即传”。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须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教育即生活”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8. 陶行知是怎样的人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徽州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6132.htm